中华元典精神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功能
“冲击—反应模式”论者或许会这样辩解：我们并不否认后发国家近代化过程中西方影响与当地传统的融汇、交合，只是强调，后发国家近代化的推动力来自西方（即西方“冲击”），当地传统对近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滞后”而不是“推动”。
这种辩解其实是片面之论。诚然，西方影响确乎是后发国家近代化的初始推动力，然而，一旦后发国家（特别是那些文明悠久的后发国家）迈开近代化步伐，其文化传统必然加入到动力系统之中，并且会愈益强有力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既有消极滞后的一面，如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抗拒，宗法—专制政体对社会契约和民主政治的抵制，宗法伦理对个性发展的压抑，等等，然而，同时也有积极推进的一面。仅以促成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观念性动因而论，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人们往往注意到西方近代学说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推动作用，如进化论、民约论（社会契约论）、民权论、天赋人权论、民族国家思想、君主立宪论、民主共和国思想等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定型的理论，对近代中国人是振聋发聩的新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和政治运动的精神动力。梁启超（1873—1929）在二十世纪初年放歌曰：“卢孟高文我本师”，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大师卢梭（1712—1778）、孟德斯鸠（1689—1775）为自己的思想导师，正表现了西方近代思潮对中国先进思想界狂飙式的影响。然而，西学无庸忽视的推动作用并非中国近代化运动唯一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蕴蓄着富于活力的观念，诸如“变通”、“自强”、“经世”、“忧患”、“民本”、“华夷之辨”、“革命”等元典精神，都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一再发挥重要作用，其影响力之深刻广泛不可低估。而且，上述传统命题又同入华的西方近代思潮相激相荡，彼此参照，相与应和，互为利用。正是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华元典精神的冲突、会通与整合，方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异彩纷呈的特有风貌。因此，研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思想源泉，西学影响与中华元典精神发扬这两个侧面不可或缺于一。
至于中华元典精神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融通”观念对于正在犯着“现代病”的工业化之后社会的启迪作用，也日益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注视。这是元典精神与近代化相互关系的又一课题，其重要意义将在今后的岁月中愈益显现出来。
二十世纪以降，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轨道上突飞猛进，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都发生着愈益深刻的现代化转型。然而，“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非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23]。一方面，由于现代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性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又具备较之以往强大得多的改造世界的能力，因而赢得超迈往昔的自由，其生活质量也随之大为改善；另一面，工业文明的弊端随着现代化的纵深发展而愈益昭彰。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这一侧面而论，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严重问题：温室效益、生物多样性的惊人损失、环境污染、资源系统崩溃、人口爆炸、城市膨胀和畸形发展，都以惊人心魄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人与自然的矛盾本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但今天这个矛盾所产生的危机已从局部变成全球性的，而且多种危机并存，又相互引发和影响，如人口爆炸引发环境问题，环境危机又向经济、政治危机传导。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当然还很不完善），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物欲主义的泛滥、道德的沉沦、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割裂等令人困扰的问题层出不穷，显示了个人失调以致社会失调的危险趋向。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人类正寻觅着解决途径。在这一综合治理的努力过程中，元典精神可以给予我们以某种启示。如《周易》指出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4]。揭示了天人之际的和谐原则，一方面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惟其如此，方能“乐天知命，故不忧”[25]。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不走极端的时中精神等等，经过创造性转换，可以成为现代人克服“现代病”的良药。即使《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6]之类“文化悖论”，以往人们往往以“反文化”而加以简单否定，其实，这类思想因揭露文化进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富于哲理。这种哲理在文明高度发达、文明弊病日益彰著的今天，尤其显示出深刻性和预见性。
现代人求教于元典精神，当然不是要回复远古，去过“小国寡民”、“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而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原创性动力的一种努力，是“以复古求解放”，也是在探索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的“革故鼎新”之路。现代人在这一过程中将有所受益，元典精神也将在新的诠释中赢得新的生命。元典精神的这种双向性辩证运作，有可能给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提供较为健全的社会心态，规定较为均衡的步履。
总之，元典精神对于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发挥过持续而有力的作用，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一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难以确指的概念，笔者不拟从“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立论，而特别就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内核——“元典精神”对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濡染熏陶，以及近代化运动对“元典精神的重新诠释、磨砺发扬略陈管见，进而探索元典精神对于中国今后的现代化走向可能发挥的作用，以求教于有兴趣于此的诸君，并希冀能对构建较完善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有所裨益。
【注释】
[1]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三部典籍。
[2]《石龙书院学辩》。
[3]许慎《说文解字》。
[4]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主人公的台词。
[5]《礼记·礼运》。
[6]《老子》第十六章。
[7]《周易·系辞传上》。
[8]《周易·复卦·彖传》。
[9]《壬癸之际胎观》第五。(https://www.daowen.com)
[10]《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
[11]《周易·泰卦》。
[12]《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13]《盛世危言·教养》。
[14]《商君书·开塞》。
[15]《韩非子·五蠹》。
[16]《韩非子·五蠹》。
[17]《广雅疏证·序》。
[18]《诗经·周颂·载芟》。
[19]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肯定西方传统与近代化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又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与近代化无缘。韦伯的这后一论断被东西方学者所修正。
[20]《孟子·滕文公上》。
[21]李鸿章语，参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
[22]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0页。
[23]扬雄：《太玄赋》。
[24]《周易·说卦》。
[25]《周易·系辞上》。
[26]《老子》第十八、五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