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学界主流逐渐倾向于将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此后，在“五种社会形态”框架内，此论更成为流行说，“封建”便与古义（封爵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

实考史迹不难发现：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官僚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秦至清两千年，从大格局言之，是由经济上的地主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不宜称“封建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1]。(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以下先分述作为“皇权时代”的秦至清两千年间的贯穿性两制度（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进而考究二者的合成关系，以获得关于此两千年社会形态的确切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