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华化与道教融汇儒佛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这种社会风尚当然有利于倡言“空无”的佛教发展。东汉虽有人信仰佛教，但只准西域人奉祠，汉人出家为僧，朝廷明令禁止。曹魏已有汉人做和尚，为“汉地沙门之始”，此后汉人出家为僧者渐多，以至高僧辈出，寺庙普建。仅据《洛阳伽蓝记》所载，西晋时洛阳即有白马寺、东牛寺等大型寺庙十座，沙门甚众。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对佛经译文质量的较高要求，于是有中土僧侣的西行取经，著名者为后秦法显（约337—约422），他历时十三年，遍及南亚，取归佛经，译出《大般泥洹经》等五种，又记述旅行经历，成《佛国记》（亦称《法显传》）。

在法显西行取经后二年，鸠摩罗什（343—413）从中亚来华，译出佛经九十八部。他精通梵文和汉语，所译佛经，既能符合原经旨意，保存“天然西域之语趣”，又与中国传统相应，文圆意通。

在中外僧人的共同努力下，佛经大量译出，注疏讲经之学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中国化。东晋佛学大师道安（314—385）总结汉代以来的禅法与二系学说。其弟子慧远（334—416）一方面强词佛法是“不变之宗”，著《沙门不敬王者论》，维护佛教对政治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调和佛学与儒学名教的矛盾，用佛学融合儒玄，这是印度佛教演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开端。竺道生（355—434）则倡言“一阐提皆得成佛”之说，认为“一阐提”（“断善根”的音译，意指恶人，难救药之人）也可以修炼成佛，并首创顿悟成佛说，这都使佛教赢得更大普及性，开出中国化佛学的理路。南朝梁武帝（464—549）则以“菩萨皇帝”身份，提出“三教同源”说，把儒道释三教始祖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并称“三圣”，认为三教可以相互辉映。此后不久，一个华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标志着中国佛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间的广泛流播，重要物化成果，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极言南朝佛寺之多。其实，南朝佛寺何止四百八十，仅据《南史·郭祖深传》载，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https://www.daowen.com)

其二是巨型石窟造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新疆、四川等地保有许多石窟和数以千计的佛像。最著名者，一为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晋太和元年（366）始建，历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五代、宋、元各朝都在此开凿，现存石窟四百多个，佛像2450尊，为石刻艺术精品；二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魏文成帝（452—465在位）时始建，几百年间开凿五十多个洞窟，现存造像五万尊；三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第三年（497），中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连续营造四百多年。现存佛龛二千一百个，佛像十万尊。此外，还有甘肃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与外来佛教华化的同时，道教在魏晋间一方面吸收佛学，衍出轮回成仙说，善恶报应说，天堂地狱说；另一方面进一步与儒学糅合。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养生延年”，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其基本思想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一面把道家术语附会金丹、神仙教理；一面坚持儒家纲常名教。此后，粗疏的早期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演变为有较严密的组织和科律的金丹派道教，其教义反对佛教的消极寄望来世，而主张今生享受人间乐趣，其前提是讲求延年益寿，而炼丹、服丹又是延寿之法。北魏寇谦之（365—448）改革道教，创新天师道，不主张依赖吐纳交接之术和服食丹药，认为“修学长生”应以礼拜求度为主。

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颇有干系。佞佛尤甚的是南朝帝王，如宋文帝（407—453）、齐文宣王、梁武帝、陈武帝（503—559）、陈后主（553—640）等人。其中梁武帝曾广建佛寺，带头吃素，扶植寺院经济，一次布施寺院往往千万以上。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每次都由百官用“钱一亿万”将他赎回。北朝魏太武帝（408—452）则崇奉新天师道，几乎立道教为国教。

有佞佛者必有灭佛者。一方面，儒士从护卫名教出发，著文斥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乘，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18]；另一方面，有的帝王为着保证朝廷赋役，伸张中华王道正统，起而灭佛。如北魏太武帝诏令坑杀沙门、焚毁寺院、没收寺产。但北魏后期诸帝重新佞佛，北周武帝（560—578在位）遂再禁佛、道二教，又下诏灭佛，使“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归还编户”^[19]，增加了国家财赋兵役来源。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以后的唐武宗、周世宗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史称“法难”；而从中华文化的总体进程论，则是儒佛道三教彼此消长及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