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1368—1644）清（1644—1991）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这个末端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汉宣帝讲了实话：“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https://www.daowen.com)

明清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昭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3]。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