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艺术形式的若干断面），不一定有先进落后之别，如中医与西医、筷子与刀叉、京剧与歌剧、水墨画与油画，各具特色、各有优长，不必作线性比较；而物质文化（以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志），还有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历史行程中后浪逐前浪，存在先进落后的线性序列。以后一侧面而论，明清五百年，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总进程中，从先进跌入后进的历史转折阶段。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生产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领先世界，明至清初大体与欧西持平，清中叶以降则落入“后进”行列。这并不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为自恋于“天朝上国”，同步徘徊，被国人十分陌生的工业化西洋及后起的东洋日本弯道超越（鸦片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际，道光皇帝还不知对手英吉利是何方神圣，是否与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方朝野对新兴的日本茫然无知），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近代以前，国人以“声明文物之邦”傲视群伦，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只得从外国人的评华言论中略见大貌——

元初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大都、杭州充满景仰，对“契丹”（实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多有佳评；明末清初来华西人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白晋、张诚等留下多种对中国的观察记录，褒贬杂陈，却未见从总体上指中国“落后”的言论。(https://www.daowen.com)

18世纪的西欧，推崇中国文明（伏尔泰、魁奈等）、贬抑中国文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并存，然推崇占主导。18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显现，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发现中国落后的西人，由凤毛麟角变得如过江之鲫。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窥破貌似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将清朝称之“泥足巨人”。这是外人关于中国已入颓势的较早评述。

19世纪入华西洋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学者的中国见闻录，更充满指中国“落后”的记录（林乐知、李提摩太、戈登、赫德等人的评华言论有许多尖锐批评）。同为后进国的日本于江户幕府末期，在锁国两百年后，首次派官船“千岁丸”造访中国上海，随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对文化母邦中国怀有敬畏，但他们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国观遂由崇仰转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万骑，扫平中国”的狂念。须知，那时的日本尚处半殖民地弱势状态。^[8]

至于中国人，在门户开放后也开始注意中外比较，发现自身的落后，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有六“不如夷”之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承认落后，正是奋起直追的开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王韬更一反仅仅把西力东渐视作灾祸的观点，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进步的契机，他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自孙中山以来，觉醒、有担当的中国人高唤“振兴中华”，便是要抓住这“不世出之机”，从近二百年颓势中超拔出来，追向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