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自觉
魏晋以降，儒学失落，文学艺术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认识文学艺术自身特征的“缘情”说和“神思”说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现象。
先秦的诗论以“言志”为主，两汉经学更把文艺全然视作礼教工具。魏晋时“缘情”说渐占上风，如西晋陆机（261—303）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钟嵘的《诗品》强调诗歌的特征是“动天地，感鬼神”，“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与此同时，魏晋文论重视“神思”，陆机的“心游万仞”，葛洪（284—364）的“心存魏阙”，都是强调艺术想象；刘勰更主张“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如此方能“传神”、“畅神”。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使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属地位，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5]登上大雅之堂，这是魏晋文化的一大进步，文学由此进入“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实践也闪耀着文学自觉的光焰。
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如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韵深沉，风格苍劲；曹植（192—232）的诗“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6]；陶渊明（376—427）辞官归隐的诗作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谢灵运（385—433）令两晋盛行的玄言诗告一段落，开山水诗之先河，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17]。鲍照（约414—466）、庾信（513—381）使五言诗、七言诗趋于成熟，李白、杜甫均从其吸取营养。总之，建安诗和六朝诗，上承诗经、楚辞、汉乐府，下启唐诗。
民歌在魏晋南北朝呈现繁盛景象。《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千古传诵；东晋南朝的《子夜歌》、《西洲曲》，十六国、北朝的《陇上歌》、《敕勒歌》脍炙人口。
魏晋间的散文也多有佳篇。诸葛亮（181—234）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谓“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嵇康（224—263）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嬉笑怒骂，直抒胸臆；李密（224—287）的《陈情表》抒写与祖母“形影相吊”的深情，语气恳切，委婉动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更刻画没有剥削压迫，百姓“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为千古之至文。人称现代文豪鲁迅“托（托尔斯泰）尼（采）思想，魏晋文章”，正是赞颂鲁迅与魏晋文风的洒脱深刻古今相照。
魏晋南北朝还是小说的开创时代。刘庆义（403—444）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记述汉末、魏、晋士大夫言行。此间的志怪小说，开唐代传奇先河，又启发明清神魔小说。
书法艺术自汉末渐为人们重视，至魏晋南北朝已名家辈出，尤以东晋王羲之（321—379）、王献之（344—386）父子成就最高。羲之一变汉魏以来质朴书风，成妍美流便的新体，被推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等历来为人所心慕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