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郑和下西洋发问

郑和身后，下西洋屡遭朝野抨击，成化年间（1465—1487），正值南欧人发起世界性远航的前夕^[36]，而明朝朝廷却继续进行抹杀郑和业绩的工作：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销毁，远航“宝船”也不许再造。郑和下西洋居然以一大“弊政”遭到谴责和制止而宣告终结。这与“实实在在第一次发现了地球”^[37]的意大利人哥伦布（约1451—1506），葡萄牙人达·伽马（约1460—1524）、麦哲伦（1480—1521）远航以后，在资本原始积累、殖民扩张推动下西方人的航海活动澎湃汹涌、一发而不可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中西间关于远洋航行的相反遭际，思想敏锐的近代启人梁启超曾唏嘘慨叹不已，并提出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中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38]

梁启超提了一个深沉的历史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为什么“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此一发问，人称“梁启超问题”，类似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发问：“为什么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经济最繁荣的中国？”

15世纪初叶的郑和下西洋，在航海史上如彗星现空，灿烂于一时，又转瞬即逝，而且无以后继，中国人终于失去加入15—16世纪之交的世界性地理大发现行列的机会，也即退出率先进入近代文明的机会，中国在近古以至近代渐次落伍的历史也由此埋下伏笔。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当然不能归之郑和这位旷代英杰，而只能从大陆—海岸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的特征中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