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文所述的几种三分法，要么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为坐标，要么以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为线索，前者适合于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分期准则，后者宜作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准则，但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方法则值得斟酌。而王朝演变的顺序也只能作为政治史分期的参照，文化的阶段性转折并不一定囿于朝代的更替。我们以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时，还是应该以中国文化（而不是社会、政治或其他）自身的演生、发展和转型过程为主线，再参照其他指标，方可得其精要。据此，我们将中国文化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前文明期：智人到大禹传子。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具有如下特点。
（1）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着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元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7]。
（2）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3）中国前文明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多、分布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徐旭生、蒙文通梳理出的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部分的证明[8]。
二、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这是中国文化史的元典时代，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初步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年的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
（1）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正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2）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筑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及等级秩序，而不是像其他文明那样主要用作生产工具和战争兵器。
（3）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等。
（4）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主义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
尽管这一时期华夏族的活动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三、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含着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的契机[9]。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10]，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1）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都在秦汉时期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隶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选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均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定型。
（2）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杂用（以董仲舒、汉武帝、汉宣帝的表述最为代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3）中国古代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在此一阶段形成并固定下来，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制理论愈演愈炽。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与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之一。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神学弥漫，儒、道、玄、佛深深地钳制着全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门类。
（l）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各民族政权更迭、势力纷争、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是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的“胡气”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2）这五百年间，中国文化史的又一主题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最终不得不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中国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这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3）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向东向南的转移过程。“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完成，这五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清中叶。
唐宋之际继春秋战国之际以后，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相继发生变革。一些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大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代（或称“近世”）的转型[11]。陈寅恪则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2]这次转型，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千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孕育了某些近代文化因子，可以称之近古文化期。
（1）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代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立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官吏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相对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https://www.daowen.com)
（2）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或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潮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便由潜渐显。
（3）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商人合为一体，形成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4）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颉的道路，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相继入主。尽管他们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并注入强劲的活力，元、清两代国土的拓殖即为明证，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有的西方汉学家甚至认为：“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13]。
（5）从唐中叶到清中叶的一千年间，以明代中叶为界，又可以分作前后两段。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观念意识层面，明清之际顾黄王唐等一批先进士人非君崇“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佛教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会。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近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故尔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狄百瑞在论及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时也指出：“赖绍华谈到9世纪是一个新局面的转折点，那是‘一个伟大的形成期’，‘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到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14]。总之，这一阶段构筑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中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清中叶迄今。
这一阶段，已先期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业西方以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也异常痛苦，但这一过程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文化在物质、制度、行为、精神诸层面进入现代转型期。
（1）一百余年来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产物。曾经颇有影响的“冲击—反应”模式，充分认定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作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但仅仅认识到这一侧面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系统之中。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
（2）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文化的现代转型务必作区域分析。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闽粤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能量不断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化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近代两湖地区则在文化上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汇的冲要地带，所以际会风云，人文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近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3）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革，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比中国文化史上的前两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和唐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是对明清之际以来启蒙思潮的一个完结，它清算了中国文化的若干积弊。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改造。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经历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百余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这种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正在赢得加速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二是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出的种种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呈现于尚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面前，诸如意义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问题也开始困扰今日中国[15]。
当下日益深化的现代转型对深厚、悠久的中国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波澜起伏的中国文化史正在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八十年来有关中国文化史论著资料目录（一）》，《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杜1986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卷三四，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5页。
[3]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二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4]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5]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24页。
[6]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29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8]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刘式今：《试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10]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28页。
[11]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在其影响下，其他日本学者如西嶋定生、前田直典也有类似观点，参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0、135、153页。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把这一转折的结果概括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12]《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13]谢和耐：《蒙元入侵前的社会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4]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第44页。
[15]参见冯天瑜著：《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3—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