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学”走向“新学”的最初征兆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度，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土壤上高耸着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政治体制所决定，并反转过来为这种经济政治体制服务的封建文化，笼罩着全社会，桎梏着各个阶层人们的头脑。然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已开始步入晚境，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明清之际，指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也即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的一百多年间。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天崩地解”（黄宗羲语）“天崩地裂”（王夫之语）等惊人心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决不是偶然的。十七世纪前后，中国延绵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显露出一系列颓败的症候，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这个衰老社会的母体内初露端倪，自秦汉即已确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政治，则达到登峰造极程度，其弊端也暴露得淋漓尽致，朝廷与广大农民、工商业者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尖锐对立，“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6]，呈现一种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状态。而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间的民族战争更有席卷全国之势，在其冲击下，相对静止时期被视作金科玉律的某些封建教条（如君臣之道、崇义贱利等等）露出了败象。以上势态，标志着中国的封建社会步入这样一种境地——这个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刻还没有正式来临，但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自我批判已经有了必要性。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活字印刷的普及，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化手段，而此间西洋文明的输入，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凡此种种，都在知识的准备上为这一时代思想敏锐的文化人进行历史反思提供了可能性。宋应星便是在这一意义上称他所处的时代为“圣明极盛之世”[7]；方以智更体悟到自己这一代人达到了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8]的佳境。正是这一切，孕育并促成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的勃兴。
“启蒙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现的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呼唤“理性王国”降临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新文化，其代表人物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大师。稍后，在德国（代表人物为莱辛、赫尔德）、俄国（代表人物为别林斯基、赫尔岑）也兴起了类似的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的民权论、民约论、民主共和思想，主要便来自这种“启蒙文化”。与之相较，明清之际的文化思潮还存在着一大段差距。以十七世纪中国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政治学说的两部代表作——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便可发现，它们虽然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限制君权[9]；用“人君能俭”之类的“善政”去实现“天下大治”[10]。而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以三权分立论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以人民主权论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等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社会批判的产品，后者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有些学人将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等量齐观，显然不太恰当。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十四至十七世纪），也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当。这个文化运动产生的经济背景是，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11]。而中国明代嘉靖至万历间（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长江中下游等地的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出现了类似的新的生产关系。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锋锐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则树起理性主义的旗帜，清算董仲舒等人编制的谶纬神学中的蒙昧主义和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1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13]等新的命题。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辛辣地嘲讽了僧侣和贵族，向教会的“精神独裁”提出挑战。而中国明代后期也出现这种抗拒封建独断论的思想流派。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便直接对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的权威表示了“大不敬”，他批评理学家们“亦步亦趋，舍孔子无足法”[14]；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则置君臣、父子等封建伦常于不顾，所谓“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15]；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傅山一反儒学独尊的传统，将周秦诸子与孔子等量齐观，并且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16]。黄宗羲更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7]，痛诋封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18]；唐甄甚至詈骂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大手”[19]。这些大胆言论都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圣人和天子提出的怀疑与抗议。诚如近人陈登原所说，贬抑君权，是明清之际思想界的一种趋势。[20]
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薄伽丘《十日谈》一类反映市民情趣的作品相类似，明代中后期通俗文学也兴盛起来，它们一扫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展现出火辣辣、活泼泼的生机。这种文学倾向的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说”，其代表作品则有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以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戏剧。这类作品或以无所顾忌的笔墨，记录了封建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道德的沉沦，将“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21]的情状暴露无遗；或以生动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市民的意愿、渴求和价值观念，并提供了长江三角洲一带城镇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细节；或以悲剧形式，直接抨击封建礼教的不合理，呼吁男女平等、婚恋自由，表现“真情”与“天理”的对立[22]，其反封建的尖锐程度已超过元杂剧《西厢记》，从而与学术领域批判理学的潮流彼此呼应，交相推引。
欧洲文艺复兴的使命之一是摆脱宗教教义的束缚，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烦琐和空疏，把人们的视线由虚渺的“天界”拉向真实的“人间”，由“神性”转向“人性”。实实在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特别是人本身，开始成为研究和描写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由“虚”走向“实”，是欧洲文艺复兴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动向。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明清之际，也兴起了清算明代学术的空疏，高张“经世致用”旗帜的“实学”。这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在学术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是理学。历经宋元明三朝，理学的两种主要形态——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都建立起庞大的体系，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因而深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被推尊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但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微，理学在明代日渐陷入空疏和僵化的绝境，明代的正宗文化呈现一派腐朽气象：天下士人孜孜以求的科举经义都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考试更规定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文章内容又须“代古人语气为之”。这使得广大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23]，发展了摹仿古人、因循保守的作风；而明代中后期陆王心学传衍，理学进一步禅宗化，其末流更滋长了空谈心性的陋习，一些名士清流，自相标异，专立门户，玄黄互战，一味迷恋于冥想、游谈，“以无端之空虚禅悦，自悦于心，以浮夸之笔墨文章，快然于口”，“欲一切虚无以求妙道”[24]。那些高居庙堂的士大夫则高唱“存理灭欲”的谰调，极少有人致力于自然和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见钱谷兵马之数，条陈胪列之事，无不昏昏瞌睡，唯恐其言之不尽，甚至有掷而弃之者。及见阳攻阴刺，舞舌反唇之谈，则欣欣相告，寻绎无倦”[25]。这一切都表现了封建末世文化的颓唐。明朝灭亡后，一批士子痛定思痛，纷纷起来总结亡国教训，同声谴责八股之害和学风的空疏。清朝顺治初年，有人在北京大明门上张贴红纸，书曰：“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26]这一嘻笑怒骂的揭帖，表达了士人们对明朝八股空言导致亡国的愤慨。朱舜水则沉痛指出，明亡于清，“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其祸根之一，便是“明朝以制义举士，……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呫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27]顾炎武对明代中后期空疏的学风作了更为深沉的总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28]认为士风的颓败进而导致天下倾覆。王夫之则系统地从哲学上揭示了这种空疏学风的理论基础即陆王心学的谬误和思维教训。费密痛论“清谈害实”，认为这套空疏之学“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其流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29]。唐甄也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认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30]清中叶学者阮元指出了明代空疏学风对自然科学的阻碍：“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指天文，历算、数学）遂微。”[31]
总之，明代学术空疏的弊端，至其末年已大白于天下，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实学”便在明清之际应运而起。这一阶段的学风力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征实，把学术研究的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天文、地理、九经、诸史、河漕、兵工、山岳、风俗、吏治、财赋、典礼、制度、文物，莫不精究。如“实学”开创者之一徐光启“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32]，专志于“学务可施用于世者”[33]。顾炎武的风格也与之类似，他“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34]明清之际实学派内部流派甚多，其知识论也各有差别，如顾炎武的知识论接近于经验论，他治学“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35]；王夫之则近于理性论，他重视悟性，但又认为悟性离不开经验，主张“征之以可闻之实”[36]。这些不同的知识论有一个共通之点——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圭臬，注意考镜源流，不泥守旧注古训，重视调查研究和第一手材料的占有，并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阔大襟怀，从而将自先秦以来古典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达到我国文化史上又一个辉煌的高峰。
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培根、伽利略等科学巨人，开始运用近代思维的基本形态——数学语言和实验方法，同以思辨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古代和中世纪学术有了根本区别。中国明清之际涌现的实学派的一个支脉——“西学派”，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虽然还不能像培根那样锻造出“新工具”，但他们继承中国古典科学传统，并吸收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自然科学成就，在思维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最初的步伐。例如，徐光启颇为重视“象数之学”，把它比拟为刺绣者的“金针”，掌握了它，就可以“明理辨义”、“立法著数”，由“数”达“理”，步入科学大殿的堂奥，“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37]。徐光启洞察到万事万物中部存在着量的特性和关系，“非度数不为功”[38]，因而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数学语言，而且把数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在《农政全书·田制》中，徐光启对历史和现实的人口资料进行统计，发现“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是世界上较早明确提出的人口增殖率概念。徐光启还在《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针对明代“极弊而大可虑”[39]的宗禄问题，进行数学分析，指出“自今以后，百余年而食禄者百万”，“为禄当万万石”，“竭天下之力，不足为赡”。由于徐光启的分析基于科学统计，因而他的警告较之一般朝臣的泛泛议论有力和确凿得多。此外，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还十分重视实验方法，徐光启坚持以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理论的唯一有效验证，他在天文观测和农学实验方面都作出了巨大努力。方以智更从理论高度肯定“质测”（实证科学）的重要性，认为“质测即藏通几（哲学）者也。”[40]王夫之则赞扬方以智父子的“质测之学，诚思学兼致之实功。”[41]王夫之本人在论证物质不灭原理时，也是运用的实证方法：“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盦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42]这种实证方法，在顾炎武的考证之学中也有所体现，他的音韵学研究，以“本证”与“旁证”相参验，系统地应用了归纳法，带有某种近代思维特征。
文艺复兴运动是以复兴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的外观出现的，但正如伏尔泰所指出的，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新。[43]与此相类似，明清之际的大师们是在阐扬先秦诸子和复兴“三代之制”的旗帜下，展开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高度赞美“古之君”的大公无私，愤怒谴责“今之君”的贪婪残暴；顾炎武也热情期待“三代之盛”“徐还”。但他们的这些思想言论都并非真要复古，而是“以复古为解放”，“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44]即借理想化的“三代之盛”去衬托“今世之弊”，用传说中的氏族民主制的某些精义谴责封建君主，以“百家争鸣”的诸子之学声讨盛行于中世纪的文化专制。恩格斯曾指出这类做法的真谛：在文艺复兴巨匠们重新展示出来的古希腊文化的光辉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45]。可见，这种“复古”本身就包含着前进的意味。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诗句，将早期启蒙文化貌似复古，实则创新的精神画龙点睛地指示出来。这正是历史老人遵循“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行事——中世纪以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否定了古代文化，而到了封建末世，在新世纪将至而未至的时刻，进步思想界还没有可能创作全新的体系，只能请出古典文化，借助它的某些带有民主色彩和唯物倾向的思想和古色古香的语言，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这正是中西早期启蒙文化共同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可以得见，在十六、十七世纪，当欧洲文化从“古学”走向“新学”之际，中国文化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异。当然，此间中国文化向近代过渡的趋势不及欧洲鲜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早期启蒙文化不过是在潜滋暗长。李贽、唐甄们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早期启蒙文化发育不充分，并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