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次生型近代化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几千年间文化传统未曾中断过的国度。
大约六千年前即已开端的农耕生活，两千多年前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城乡同一的自然经济，为这个文化系统奠定了相当稳定、强固的物质基础，在其上组建的宗法—专制政体，秦汉以来日渐成熟的儒道法表里为用，吐纳百家的意识形态，共同构筑起富于韧性的文化长城，规范着一个盛大繁荣的天地，既能对异域文化有选择地汲取与排拒，又能消解或受容自生的文化异已，从而保持一种因革均衡的渐进性稳态。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文化的进程虽然多有起伏跌宕、损益变通，但是，自先秦产生、两汉定型的价值体系及其运作系统并未出现过根本性危机，而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发展序列，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中华文化延续性的长期保持，就其内部条件而言，是这个系统拥有辽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自成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格局，足以提供古代文化回旋进退所必要的空间和文化主体。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物质器用层面（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制度层面（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和专制君主政体，及其一系列完备的律令，尤其是为广大士子提供晋身之阶的考选制度，扩大了该政体的统治基础）、行为层面（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规范）、观念层面（儒释道相维相系的意识形态）彼此契合，相互为用。而自殷商以降三千余年间一脉相承的书写语文（即后来称之的“汉字”），以及通过汉字表达的文化经典所确立的民族精神，更强化了这个文化系统的认同力。上述一切，结构成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典章制度、行为方式到符号系统高度同一的机体。这个机体若干成分间当然也会发生扞格、违碍，大规模社会动荡也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宗法”社会提供的坚韧的传统力量，却能够一再发挥调适、整合与重建功能，使中华文化于变异中保持遗传惯性，衰而复盛，顽强地遵循自身轨迹，延绵伸展，始终维系并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基本品质和固有风格。
中华文化延续性的长期保持，与特定的外部条件也大有干系。东亚大陆养育的中华文化，是在沙漠、盐原、群山、海洋围护着的相对隔绝于外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它虽然也多次迎受过种种外来挑战，但其根基却没有发生动摇。这是因为，自三代以降，同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交往的异族外邦，文明程度大都低于，甚或远远低于中国。作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中国人曾一再遭遇拥有强弓骏马的“夷狄”（周边游牧人）的侵扰，然而文化上的优胜地位却从未丧失，即使在军事上数度被剽悍的“马上民族”所征服，结果却总是演出一幕又一幕“征服者被征服”的活剧。当然，自西汉末年开始，从南亚次大陆传入的佛教文化，思辨巧密，体系庞大，可与中华本土文化一较短长，并使不少中国人为之倾倒，雅文化和俗文化都深受其熏染，以至在魏晋—隋唐间风靡朝野，成一“佛学时代”。不过，佛教文化一直以和平形态入华，并未与军事征服、商品倾销相随相伴，没有构成动摇中华文化本位的物质力量，并在经历十个世纪的冲突、融会与消化之后，佛教及佛学逐渐演为一种协和成分汇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系统之中。而吸收了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濡染了华夏气质的中国化佛教流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便是中华本土文化接纳、化合外来佛教文化的两大综汇性产物。
总之，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始终雄踞文化高势能地位，其调适自身和吞吐异域英华的能力游刃有余。中国人长期在这种氛围里高视阔步，“莅中国而抚四夷”，一直自信是世间少有的，甚或是绝无仅有的文明民族。“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0]，便是昔日中国人普遍具备的乐观、自负的文化意识。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以著名的“鸦片战争”为端绪，中国人开始面对一种迥然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境遇：与历来从西北大陆腹地袭来的“夷狄”不同，这一次的侵袭者主要从东南沿海进入，这些蓝眼赤须的西洋人与野蛮落后的游牧人大异其趣，拥有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冲击能量强大的工业文明。他们装备着坚船利炮，贩卖着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裹带着荼毒生灵的鸦片，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毫不留情地摧垮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宣布着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的历史性终结。中华民族从此卷入世界性近代化过程，其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观念层面彼此协调、契合的格局打乱了、错动了，从而开始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相当痛苦的转型阶段。(https://www.daowen.com)
十九世纪特定的国际背景，使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1]，从而被动地迈入近代社会门槛，这与肇始于十七世纪的西欧的近代化历程颇相差异。
意大利、尼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西欧国度的近代化运动，是从该地区中世纪社会的母胎内孕育出来的，由工场手工业引发了近代机器工业，由行会师傅演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社会变革自内而生，推动着西欧各民族国家由中世纪迈入近代社会。我们把这种原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的近代化称为“原生型”或者“自生型”。形成比照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最初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并非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变革已经达到触发经济—政治结构实现由中世纪向近代作飞跃性转换的水平，而是来自外部的、被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入侵者给传统中国社会以强烈刺激，导致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分崩离析；随着封闭状况的打破，自然经济的解体，一统帝国的衰弱以致瓦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统一市场，走上半殖民地式的近代化进程。
与西欧“原生型”或“自生型”近代化相较，中国的近代化可称之“次生型”或曰“后发型”。这种类型的近代化，其运行机制应当怎样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把握，西方影响及传统作用分别发挥着怎样的功能，这两个侧面维持着怎样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当代中国人无可回避。
有一种由西方学者提出的解释系统，可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把后发型的中国近代化描述成这样的情形：中国社会本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中华文化本是一个在固有圆圈内循环往复的“实体性精神”、“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2]。中华文化自身不具备实现近代化转变的原动力，只有依赖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影响，中国方有转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一步步被动、勉强地走上近代化道路。
这个被现代西方学术界广泛用以诠释后发型近代化的“冲击—反应模式”，是费正清（1901—1991）等西方学者在二十世纪中叶正式提出的，但其思路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等人的论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有人主张“从本地人角度研究本地历史”，注意讨论当地文化传统对当地近代化进程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冲击—反应模式”的一种扬弃。然而，直至今天，“冲击—反应”论仍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诠释方式，一些中国学人也服膺于此。
“冲击—反应模式”抓住了“次生型”或曰“后发型”近代化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处于文化高势能地位的工业化西方的影响，是处于文化低势能地位的后发国家近代化的催化剂。后发国家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军事入侵、政治干涉、经济扩张的强烈刺激下逐步展开的。然而，这一模式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又失之偏颇，它忽视了后发国家自身因素在其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近代化的后发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悠久文明的后发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埃及等等），其文化传统必然要在近代化历程中崭露头角，积极推动或消极滞后近代化进程。以中国而言，其近代化运动的曲折复杂形态，并非单由西方的物质—精神影响所致，而是西方影响与中国社会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的近代经济、近代政治、近代文化便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产物，而决非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简单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