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现世化风格
说中华文化具有世俗化倾向，决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宗教追求。不过，中国宗教呈现一种现世化风格，这既可从外来宗教入华后的演变看，又可从本土宗教的价值取向看。
先论外来宗教入华后的演变。这里举佛教作例。
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本是一个力图与外部权威脱离的宗教。原始佛教禁止出家人与国王有联系，佛教经典告诫道：“比丘，莫复生心亲近国家。”[39]佛教相信自己处于国家权限之外，修行者应脱离任何政治事务，所谓“菩萨不侍奉国王，亦不与王子、大臣、官吏联系”[40]，“比丘不应近王”[41]，这便是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说。然而，佛教入华后，在中国这块以王权政治为中心的高度现世纪的社会里，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改变着“不敬王者”、“莫亲近国家”的原有风格，而变得逐渐靠拢统治阶级，甚至演为帝王工具。中国佛教组织往往从朝廷那里接受土地和财产的赏赐，佛教教派首脑以接受帝王“册封”为荣，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帝王需要教皇的加冕才博得统治权的正统性。
原始佛教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所谓“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2]，主张摆脱血缘伦常的束缚。佛教鼓励出家，本身便与孝道相悖。然而，中国化佛教教派渐渐也讲究尽孝，其轮回说竟演为父母死后作超度的佛事，汉译佛典中甚至还掺入伪造的《父母恩重经》，阐发孝道，宣扬忠君，其文义与《孝经》略同。此外，原始佛教本不以俗事为务，而佛教入华以后，逐渐在教义中宣扬入世和功德度人，并增添许多原始佛教所绝无的人生实务功课。佛教“原版性”的这诸多变化，基本倾向是由“出世”转而“入世”，这大约是一种“近朱者赤”和“入乡随俗”的趋势吧！
与佛教入华以后的改变相类似，基督教在明清之际入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顺应中国民情风俗，曾允许中国受洗者仍然保持祭祖祀孔习惯。可见中华文化的现世化倾向，是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得以传播所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特别国情。不过，基督教是一个教规更为严格的宗教，而且有中心机构（梵蒂冈教廷）指挥全球范围传教活动，不能容忍这种直接与基督教—神教教义相违背的大变化，一七一五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禁约》，因而自康熙末年以后，中国基督徒被允许祭祖祀孔的做法时行时止。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笃十四最后裁决，重申《禁约》，但基督教也因此遭到清王朝的驱逐和禁绝，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的伴随下，才再度入华。
综上所述，外域宗教入华之后，几乎都有一种“出世性”被淡化、“入世性”被强化的过程，这正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熏陶感染的结果。
次论中国本土宗教的特性。这里以道教作例。
道教渊源中国古代巫术和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后又吸收《老子》、《庄子》、《列子》诸书思想，基本信仰和教义是“道”，认为“道”是造化之根本，宇宙、阴阳、万物都由其化生，这同老庄思想颇近，然而，老庄并不承认人格神，故非宗教；而道教崇拜最高尊神，即人格化的“三清”，并有一整套修炼方法（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和宗教仪式（斋醮、祈祷、诵经、礼忏）。作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深深熏染了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世界其他宗教分裂灵魂与肉体，划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大不相同，道教是一种现世的宗教，其信仰目标并非列彼岸做尊神或与天使同列，而是“羽化登仙”，既在现世享受荣华富贵，又带着这种享乐的肉体升腾仙界。道教还专设功名禄位神——文昌帝君，又设财神赵玄坛（即民间所称之赵公元帅），以满足信徒们的双重要求：既想长生久视，超度成仙，又不忘怀于现世的利禄功名。《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唱的一段歌谣将这种特别心态描绘得贴切：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道教正好把握住中国人的这种既晓“神仙好”，又“忘不了”现世享乐的二重心态，提供一个出世与入世、成仙与现世享福两全其美的方案。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43]又说：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44]就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内核而言，鲁迅的这些警句确乎有一语破的之妙。(https://www.daowen.com)
由于道教从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上适应着宗法的中国人的需要，所以道教颇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得到帝王的提携，如唐太宗曾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规定先道后释，推行“扶道抑佛”政策。两汉以降，不少道士充当朝廷“国师”，朝廷往往也设置“道官”（一般由上层道士担任）以管理道教事务，如金代有“道泉”、“道正”之设；明代更在中央置“道录司”，府置“道纪司”，州置“道正司”，县置“道会司”；清袭明制，中央至地方各级均设道官。道教与朝廷的这种密切关系，正是中国宗教“现世性”的一种表现。
【注释】
[1]《旧约全书·申命记》。
[2]《旧约全书·诗篇》。
[3]转引自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4]柏拉图：《蒂迈欧篇》。
[5]柏拉图：《泰阿泰德篇》。
[6]《礼记·表记》。
[7]《尚书·金滕》。
[8]《礼记·表记》。
[9]《尚书·吕刑》。
[10]《旧约全书·创世纪》。
[11]《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12]《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3]《论语·雍也》。
[14]《论语·先进》。
[15]《论语·八佾》。
[16]《论语·颜渊》。
[17]《论语·雍也》。
[18]《左传·僖公十九年》。
[19]《左传·文公十三年》。
[20]《左传·昭公十八年》。
[2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22]《左传·僖公十六年》。
[23]《左传·庄公十四年》。
[24]《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25]《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26]《周易·系辞上》。
[27]《周易·说卦》。
[28]《周易·系辞上》。
[29]《礼记·中庸》。
[30]《礼记·祭义》。
[31]《礼记·中庸》。
[32]《礼记·中庸》。
[33]《论语·卫灵公》。
[34]《孟子·尽心上》。
[35]《周易·屯卦·象传》。
[36]《庄子·齐物论》。
[37]《左传·昭公七年》。
[38]《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689页。
[39]《增一阿含经》卷四二。
[40]《法华经》。
[41]《正法念处经》卷五。
[42]韩愈：《论佛骨表》，《韩昌黎集》卷七。
[43]《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
[44]《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