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土壤

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

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也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化，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生长发育奠定土壤。

延绵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量四百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作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声明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廓、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汇，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自先秦直至明清反复论及的“华夏（农耕人）夷狄（游牧人）之辨”正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而东起海滨，西极大漠的万里长城，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边际线，多少历史壮剧在这里演出！(https://www.daowen.com)

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耕方式两种类型差异。南中国亚热带山地民族（如苗、彝、黎、高山等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刀耕火种，迁徙无定，但移动范围大体在南方山地之内，与中原农耕人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故这两种经济方式间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争战不息。历代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羁縻柔远政策，偶尔伴之以武力镇压。

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其间又分为两大段落，一为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体劳作阶段。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象三耒并耕，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写照。《诗经·周颂》则多次出现“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字句，说明西周普遍实行在“公田”上的集体耕作。二为东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阶段。自春秋、战国开始，土地国有（王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土地逐步可以自由买卖，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自然经济构成主体，“牛郎织女”的故事便是其典型化摹写。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如果说，在土地王有、集体生产的农村公社——领主经济的土壤中养育出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那么，在土地地主—自耕农所有、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则培植了晚周虚置神权，以人文为研习重点的私学文化，两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佛道的帝国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规模东渐，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了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