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1]、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2]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3]；二如国境之内[4]；三如中等之国[5]；四如中央之国[6]，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7]，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8](https://www.daowen.com)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9]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10]。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是在与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开始出现的。而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于是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里，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涵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11]之类的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12]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13]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14]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15]。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16]。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17]近代学人还著文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18]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简练称号，当然成为首选。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是“天下之中”的妄见，继续使用这个自古相沿的国名，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民族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19]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20]，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现已成为国民共识。“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为国名，交替使用，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广泛采用。
本文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广阔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