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现代性
从古（先代）迈向今（现代），是全球历史不断进行的过程。然而，中国19世纪中叶以降的古今转换非同往昔：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挟其军事、经济、政治强势，打断中国文化固有的运行轨迹，现代性不期而至。这与西方的现代性是中世纪末期以来社会内生的情形颇有差异。
在西方，“现代”（modern）是与“古典”（antiquitas）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略指走出中世纪的文化属性——
物质文化层面，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自然经济主导转向商品经济主导；
社会组织层面，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宗法皇权制退出政坛，代议制基础上的民主政制兴起；
观念层面，确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线性历史观，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以人的独立价值为本位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现代性的获得，是一项世界性成就，并非一隅之地的封闭性独创。即使以原发性著称的西欧现代化，除自备条件外，也广为汲纳异域成就（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器物文化和考选文官制等制度文化），方全面赢得现代性要素；而在高级农耕文明固有轨道内运行的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因西力东渐的激发，前进因素觉醒，进入现代性剧变，这种剧变更是内外因素汇聚的产物。
第二，“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所有社会，包括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都保有某些传统特点，不宜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标志。“传统—现代”二元割裂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第三，现代性与西方化互有缠绕，必须惕戒其间的认识陷阱。现代性并非专属西方，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性，是包容中西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现代性。(https://www.daowen.com)
第四，“现代性”时下遭遇后现代的挑战，“解构现代性”成一新命题，然而，当下时代的主潮仍是现代性的实现，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性尚是未竟之业，故我们在迎受后现代洗礼之际，仍然应当主要用力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
第五，现代性即使在发源地西方，也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在中国，由于现代性是经由外力引发的（内在现代性因素逐渐觉醒并发生作用），其与传统的断裂尤显突出。而要达成断裂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必须通过一个崎岖坎坷的历程，其间既面临前所未遇的危局，同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诚如清末洋务大吏所言：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1]
在“奇局”下建“奇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现代转型作出的积极回应。今日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是更加宏伟的“奇局”下建“奇业”。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现代化浪潮自西徂东，日渐迅猛地推进，中国文化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晚清、民国以至于当下，中国人一直面临“现代性”的反复拷问——
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中国文化迎受现代化的能力如何？
中国固有的“内圣外王”之学，历经工业文明的激荡，是否可以构建新“内圣”，以提升国人的精神世界，成就健全的“现代人”？
“内圣外王”之学是否可以开出新“外王”，以构筑持续发展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跻身现代世界强国之林？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挤迫下（空间性压力），在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下（时间性压力），国人展开关于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自省，从而开辟艰难、壮阔的文化自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