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
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明初的郑和下西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规模和航海水平，当时都世无其匹。
郑和（1371—1435），本姓马，回族，云南昆阳人。其祖父、父亲皆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马氏是一个有着航海远行传统的家族。明洪武年间，明军征云南，被俘，后入燕王朱棣（1360—1424）藩邸为宦官，参加“靖难之役”，以监军从征有功，赐姓郑，擢内官监太监。朱棣称帝后，派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六次率船队通使西洋（今印度洋）诸国。宣德六年（1431）最后一次下西洋。前后28年间七次下西洋，遍历中南半岛沿岸、南洋群岛、南亚次大陆沿岸、阿拉伯半岛，最远曾达东非沿岸和红海海口。
郑和率领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船300余艘，率800余文官、400余将校、数十位通事（翻译）、180名医官及10000余士卒、水手、工匠。舰队以旗语、钟鼓联络，浩荡而有序。此后，扬名于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成军）也只有130艘兵船与运输船，规模远不及郑和舰队。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海军亦无规模可比郑和舰队者。
郑和远航有联络西洋诸国以共同抗御西亚帖木儿汗国的谋略，也可能有寻找不知所终的建文帝的设想，但七下西洋的实践表明：决无向海外作军事征服的意图，也不是为着推销商品，而是从侄儿建文帝手里夺取皇位的永乐皇帝企图通过“宣威海外”以提高声誉的一种努力，所谓“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30]，“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31]。随郑和远航的浙江会稽人马欢在《纪行诗》中说：
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
明确表示郑和下西洋是以“宣布纶音”为主要目标的御用的政治远航。这时的海运主要服从专制帝王的需要，与广大民众的生活较少发生联系，民间海运往往受到压抑。直至明清，当京杭运河因黄河泛滥等原因导致淤塞，漕粮北运出现困难时，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经略海上”、恢复海运的条陈，却很少奏效。
总之，郑和下西洋作为一次政治性远航留载史册。当然，这一罕世之举得以进行，自有明代经济发达作后盾，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与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相当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今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32]
同时，这次远航与倡导者永乐皇帝出身东南近海处有关。明人茅元仪（1594—1640）指出：
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于东，故文皇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33]
这是一种颇有文化地理眼光的分析。然而，“先后七奉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资”[34]的郑和下西洋，终因没有获得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力支持，当倡导者永乐皇帝辞世不久，便遭到广泛攻击。一个名叫刘大夏（1436—1516）的朝臣的言论，颇能代表当年士人对海外远航的价值评判：
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35]
站在以农业型自然经济为生计的大陆民族的立场上，郑和下西洋确乎是劳民伤财而又无补于国的“弊政”，其戛然中止也就并不奇怪了。
永乐帝身后，朝廷中反对下西洋一派占据上风，洪熙帝朱高炽（1378—1425）于即位之初（1425）便颁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宣德帝朱瞻基（1398—1435）即位后，主张下西洋一派略有抬头，郑和在宣德五年（1430）进行了第七次，也即最后一次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