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主要是人文学者和作家）开展了规模不大，却具有相当发散力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社会动因，大约是现代化历程在带来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某些文化失范现象，人们在谋求救治之策时，不仅致力于健全法制以确立社会秩序，还寄希望于伦理的重建——使新的伦常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对市场法则给人的意义世界造成的病灶有所疗治，于是，深怀忧患意识的学人便呼唤起“人文精神”。

如果以上关于人文精神讨论动因的分析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场用心良苦又富于前瞻性的讨论。然而，由于这场讨论涉及领域广阔，使用概念又有泛化倾向，故自讨论之始便有“各说各话”的趋势，这将妨碍讨论的深入。笔者认为，要使这场立意高远的讨论获得比较切实的思维成果，应当做的一项工作是对当下社会的人文状态作具体深入的考析，以确立讨论的现实出发点；另一项工作是对古今中外人文思想库加以清理、选择与诠释，以获得讨论深化所必需的历史资源。本文拟就后一项工作略陈己见。

出现于当代中国人笔端、口头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人文思想”、“人文传统”，是意蕴丰富而规定性并不确切的概念。作为中国语汇系统中的“人文”一词，约指人类创造的文化，与成之天然的“天文”相对应。“诸经之首”的《周易》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名句。20世纪初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传介者以“人文”二字用作翻译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主潮humanism的基本词素，这样，现代中国常用的“人文主义”就有了“西方的”与“中国的”两种既相通又相异的含义。

发端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其“人文主义”由意大利人于14世纪首先阐明，以后逐步演绎为与欧洲中世纪盛行的“神文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新思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字的先生叫humanusa，源出humanitas，意为人性修养，文艺复兴的开启者彼特拉克在佛罗伦萨开设的古典教育课程Studia humanitatis包含人文学的意义^[1]。据董乐山考证，英文Humanism一词是从德文Humaismus译来，该德语是德国一位教育家于1808年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s杜撰的。根据董先生的词源学考索，可以认为：中译为“人文主义”的英文Humanism一词有四种含义——甲，人道主义；乙，人本主义；丙，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丁，从拉丁或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引出来的人文学科研究。其中丙、丁为原义，甲、乙是引申义。(https://www.daowen.com)

概言之，西方兴起于14至16世纪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文主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尤其强调个人价值和人的现世幸福，其思路，上承希腊的古典民主和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下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世民主精神；同时又诱发了享乐主义、物欲主义，以及因现世精神的扩张而导致终极关怀失落。继文艺复兴而起的宗教改革，其新教伦理以禁欲主义的节俭、勤业精神，号召人们在俗世创造财富以完成上帝交付的“天职”。^[2]新教伦理除有批判封建独断的旧教的意味之外，也包含着对人文主义走向现世享乐主义极端的一种救正。是否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共同构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为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观念基础。时至19世纪末叶以降，当西方实现工业化以后，人文主义被再度召唤，成为对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片面膨胀的“现代病”的一种反拨。

至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则颇具“早熟性”。远在周代，与殷商时期的尊神重鬼思想相对应，“重人”“敬德”观念应运而兴。先秦典籍所谓“惟人万物之灵”^[3]，“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4]，便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先期表述。后来汇合成中国文化主流的儒、法诸家，都以人间伦常、现实政治为务，“舍诸天运，征乎人文”^[5]，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从“远神近人”，以人为本位这一点而言，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似有相通之处，故借用中国古典的“人文”二字翻译西方中世纪末期兴起的新思潮——humanism，不无道理。

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并非一回事，其最大差异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并从人性论出发，要求个性解放，摆脱封建等级观念，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则另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