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
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制度时，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至关紧要。“领主制”与“地主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
“领主”。其土地得自帝王或上级领主的封赐，称“封地”、“采邑”。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领主在领地享有行政权、司法权，所辖庶众对领主有着法定的人身依附。领主制为封建制度的构成要素，“封建领主制”是其完整的命名。
“地主”。与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自上而下封赐所得的世袭政治特权相异，地主的田土并非封赐所得，而是自经营、自买卖的私产。广义的地主，指一切拥有私田者（包括自耕农）；狭义的地主，指拥有较多私田者，他们将一部分或全部田土租佃给农民进行小农经营，或雇佣无地者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无强烈的人身依附，却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关系。秦汉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与自耕农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统治地位。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农人身份状况虽多有起伏，但就总体言之，这是土地可以买卖、农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时代。秦汉以下的农人，虽然深受剥削压迫，但其一般并未负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锁，改事他业、迁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问题，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作过生动描述）颇有差异。
费正清比较中、欧、日土地制度后说：
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14]
费正清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归作一类，将中国归作另一类。而两类的分水岭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买卖。中国乡村土地买卖有多种方式，据黄宗智对华北三个村庄的调查，明清以降土地买卖的方式有“典卖”（以典当转让土地）、“绝卖”（彻底出卖）、租佃（以出租方式转让土地）等形态。围绕这种交易而起的纠纷和诉讼不少，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例多有受理[15]。围绕土地买卖这样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间调解，而这些中间人并非职业性经纪人，而是自有他业的村民临时担任[16]。这都是土地自由买卖早成惯例的表现。(https://www.daowen.com)
应当指出的是，战国以降的土地买卖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干预土地所有权，试图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宋代，虽然国有土地可以买卖，但朝廷通过职役收夺，又在实际上把部分土地权收归国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转让买卖，毕竟成为大势，与封建领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转让买卖的情形大相差异。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1）封建领主制阶段，西周至春秋；
（2）地主制阶段，战国至清，其间以中唐为界，又分为前期的贵族—地主制时期，后期的地主制时期。
中国古史分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阶段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