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联系着古与今

笔者之所以讨论“元典精神与近代化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历史跨度极大的课题，乃是因为，人类本来就是古今贯通的“记忆动物”，能够继承过往时代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必像动物那样，一代又一代在本能轨迹内徘徊。动物从脱离母体开始，就已具备遗传的物种属性，终其一生，大体停留在本物种的进化水平线上；人类则不然，其呱呱坠地虽然拥有了人的生物属性，却没有自然而然获得人的社会属性，人只有在完成两个“精神重演期”以后，才算得一个兼具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真正的“人”。其一，是在婴幼儿阶段，个体通过一定社会环境的熏陶，迅速重演人类由动物到人的精神发展史。所谓“社会环境的熏陶”主要指成人对婴幼儿的影响，尤其是语言的传授，这是实现由动物到人的演变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这种条件，婴幼儿便丧失“重演”机会，始终停留在动物性阶段，无以获得人性特征，热带、亚热带地区（如印度及我国南方）的“狼孩”“豹孩”现象即证明着这一点。其二，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个体通过接受系统教育，承袭人类在以往数千年文明时代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完成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过渡，在短暂的数年至数十年间掌握先辈的知识和经验，得以站在前人肩上，攀登更高的文化山峰。完成这后一“精神重演”进程的必要条件，是今人应当尽可能迅速地观照先辈在几千年间创造的文明成果，于须臾间“历经”千古，使个体生命期不过百年的人，成为“检阅”并“把握”全人类数千年文化成就的智者。反之，一个人如果丧失观照前辈经验的机会，即使脱离了动物界，也只能算作“野蛮人”。明代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有感于建文帝之子自幼被明成祖幽禁，“龙凤之裔”成年后竟痴呆无知的事实发表议论道：

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而况万事万物，几微变化不可以常理执乎？^[2](https://www.daowen.com)

人能够超越动物界，了解万事万物的“几微变化”并运用之，是因为人的每一代个体可以通过接受包括文化元典在内的种种文化遗产，迅速“越过”人类几千年间所经历的文明历程，达到一个新的起跑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对先辈文明成果的“记忆”。一切“失忆者”都不具备创造新文化的基本条件。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中国古人称“史”为“记事者也”^[3]，揭示了人类的这种“记忆”特征，这实在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重史的中国，也就是重记忆、重传统的中国。古希腊人则把“记忆”提升到神格。希腊神话说，“记忆女神”与主神宙斯结合，诞生九位掌管文化的缪斯，包括历史之神克莱奥，足见希腊人意识到一切精神文明都受惠于“记忆”的恩泽。希伯来元典《圣经》也一再出现“记忆”一词，以及“纪念标志”、“祭品”、“记录”、“纪念”、“铭记”等概念，这都是强调对过往事实及经验的不可忘怀。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成为“天地之心”^[5]，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对实践经验和思想加以“记忆”的能力，否则我们很可能不是与猿猴为伍，便是混迹于野蛮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