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等中介，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剖析这一文化系统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入手，并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华文化诸特征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本文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具体分析，不是从纯地理学眼光出发，而是从地理学与文化学相交融的视角生发开去。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出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剧。
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大，腹地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埃及文化滋生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游。其中被称作“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面积约有二万四千平方公里，加上被称作“上埃及”的一千多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平原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域，共计不超过四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因尼罗河泛滥而凝集的沃土以东，是地势高峻起伏的东部沙漠，以西是浩瀚无际的利比亚沙漠（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埃及人创造辉煌的古代文化，主要依托于那片被大海和沙漠围护着的，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称埃及为“尼罗河的礼物”。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今土耳其东南部与伊拉克交界处），以后，受到干旱威胁的人们为寻求饮水和灌溉之便，进入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开垦两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在两河流域以东，是险峻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干燥的伊朗高原，以西是叙利亚沙漠。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得以繁衍的区域，大体限于两河流域宜于农耕的几万平方公里，加上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滨海地区，共同组成所谓的“肥沃新月带”，比埃及文化依托的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面积较为阔大，但格局终究有限。
希腊文化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小平原。在这些被崇山峻岭所包围的面对海洋的小平原上，形成若干个面积数百到数千平方公里，人口几千到几万的城邦，其中的泱泱大国为雅典，极盛期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五万。由于负山面海，腹地狭窄，向海外展拓成为希腊诸城邦的出路。“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1]等希腊主义的特点，均与上述地理形势有关。
印度文化是在一个较广大的地理格局里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周围十余万平方公里地区，以后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然而，横亘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使印度人的活动范围基本限于印度半岛之内，这里均属热带，气候的复杂性远不能同东亚大陆相比。
至于印第安诸文化，其地理范围也都有限。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囿于中美洲山地和丛林；领城较开阔的印加文化也很少越出安第斯高原，主要在今秘鲁西部山地。
与以上各古老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大厦有一个宽广得多的地基。
过去习惯于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决不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处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唯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器或铁器）的制造视作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而上述三项文明标志在中国南北东西各地都有考古发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殷都宫殿基址和大量青铜器，又发现并破译了殷墟甲骨文，从而雄辩地证明黄河中游是殷文化的中心地带。以后，又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宫殿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的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等多处发现；而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则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淮安青莲岗等处发现。大汶口出土的陶尊上有多种刻画符号，其结构与甲骨文、青铜铬刻上的象形字十分相近，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单字达十种之多，结构亦与甲骨文、青铜铬刻象形类似，均被认作甲骨文的前身。这些材料证明，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乃至淮河流域，都是夏文化的繁生之地。而1935年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的红山文化，近年又有大量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如1951年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砌石墓葬和随葬玉器，1988年复查时又发现一座女神庙，庙内有泥塑人像和泥塑“猪龙”头，经碳14测定，女神庙距今约五千年，足见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在十分古老的年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自殷商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此后，中华先民的活动地域愈益扩展。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人在商的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徒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商人的居住中心转移到黄河中游。周人则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关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克殷并经营洛邑，从偏处西土的部落发展为雄视中原的王族。
与由殷人和周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相并列，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了楚文化，使中华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自春秋以至战国，大体形成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南峻以北的广大区段。可能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约略反映了春秋末期以来中华先民栖息生养的地理范围。《禹贡》九州面积在两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秦汉以后，上述各区域文化融合为汉文化，并继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融合，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大天地。
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不仅领域阔大，而且地形地貌的繁复、气候的丰富多样，亦为列国所罕见。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地貌大体只有一种格局：山岭沙漠包围的冲积平原，气候均属干燥亚热带；印度虽然有较复杂的地形，其气候却基本囿于热带；至于希腊和印第安诸古文明所依托地区的地形和气候，更局限在某一类型。唯有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东亚大陆地形地貌复杂，且兼具几乎所有的气候带。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因而也多东西走向，故古来中国东西行较易，而南北行较难，南北运河的开凿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兴的。
中国大部属温带和亚热带，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是古来东部为农耕区，西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
上述辽阔而复杂的地理形势，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临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不同于处在“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长江流域的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又各有特色。至于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这些文化类型的形成当然更直接受到人文因素的作用，不过，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毕竟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辽阔而复杂的地理形势不仅提供了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为文化中心的转移创造了前提。
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中心，大体沿着自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这从各朝代文明的中心——首都的迁徙轨迹中，可约略看出端倪。
与多数外国拥有较稳定、单一的首都不同，中国的京城多次转移。从古罗马到现代意大利，首都一直在罗马；巴黎自五世纪至今依然是法国首都；英国从中世纪七国战争之后始终立都伦敦。而中国古代先后涌现过数以百计的都城，其中尤以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著称于世。
位于河南北部的安阳是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殷墟的所在地，殷王朝曾在这里统治天下二百七十三年。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又有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在与安阳互为隶属的邺城立都。因而安阳有“五朝故都”之称。
地处关中平原的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山河拱戴，是所谓“四塞之地”，自西周起，先后有十一个王朝在此立都。西周在丰、镐，秦在咸阳，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均在长安（即今西安）立都，刘玄、赤眉、黄巢、李自成曾在此建立政权，东汉也一度设都于此。自周至唐，西安一带作为都城的时间前后一千一百九十一年，故人称“千年古都”。
位于河南西部、黄河支流洛水流域的洛阳，“处天地之中”，从东周起，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梁、后唐七朝，隋炀帝与唐代武则天也曾从长安迁都于此。洛阳因而有“九朝名都”之誉。
“开封古城，七朝都会”。位于黄河以南豫东平原上的开封，曾为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城，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又以此为京师。后期金朝，为了回避蒙古人狂飙似的进攻，曾从燕京迁都开封。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在公元三至六世纪，是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及五代南唐的首都。明初洪武、建文及永乐前中期立都于此。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也在此设都，称天京。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又立都南京。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端。五代吴越国与南宋曾以它为京城所在。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曾依次是春秋时代的燕都蓟城，五代十六国时期前燕的都城，金朝中都、元代大都以及明清两代京师所在地。
七大古都分布于中华大地的中、西、南、北、东，似乎散漫无序，然而，它们又决不是凌乱的杂凑，古都位置的更替，隐含着天生的规则与意义深刻的历史机缘。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也即中原一带，是全国最富饶的区域，又接近王朝版图的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把握住中原，意味着把握住天下，因此，从殷周至隋唐，国都始终在中原徘徊。今安阳、西安、洛阳一带被多次选为国都，原因盖出于此。
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中心雄踞中华之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已取得长足进展。以户口论，西汉时北方与南方呈三比一的优势；到东汉时，则变为六比五，已大体持平。[2]若以汉、唐、宋三朝为坐标点加以比较，其人口状况如下：
南方的崛起，尤以两晋、两宋为关键时期。(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四世纪，因西晋政治腐败，导致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310）建立分裂政权“汉”，开胡人入主中原之先河。至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刘汉武装攻陷洛阳，俘晋怀帝，杀洛阳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此后，七十万北方士女南迁，洛阳大族也纷纷逃越黄河，出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的状况。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更促使长江流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自此，每当北方发生战乱，人民如潮水般南迁，几成通例。如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4]。李白晚年曾目睹北方人民南逃的惨况，有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都曾导致大批中原人的南下，加速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浙沿海及云贵高原的开发。较之北方，南方的经济水平自晋、唐以至于两宋逐渐驾而上之，正所谓：“秦汉以前，南北壮而东南稚也，……至于宋代，而壮者已老，稚者已壮矣。”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宋代更有“苏湖塾，天下足”[5]的谚语。元代立都于燕，“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6]。明清南方经济的重要性更有增无已。
然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意味着政治—军事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后者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自有别种动力，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是基本战略考虑等等，使得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于北方。不过，仍然设置于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必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并与唐代武则天先后从长安迁都洛阳，北宋更进一步将京师东移开封，以靠近运河干道。唐宋之际中国古都在东西轴线上，有一种自西向东迁移的明显态势。
从宋代开始，东北契丹、女真等半农半牧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交往的重点区段已由长城西段转至长城东段。再加之运河淤废，黄河泛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交通，关中、河洛已丧失控扼天下的地位，自宋室南渡以后，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已不具备昔日制内御外的强劲功能，以至元、明、清三朝，国都与黄河中下游无缘。长安更名安西、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国雄都变为一方重镇。
以宋代分界，此前中国都城主要在东西轴线上移动，此后主要在南北轴线上移动。南宋立都临安，金朝立都燕京，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元以大都为京师，成帝业于东南的朱元璋又建都南京，燕王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是为明成祖，他把首都迁到自己的根据地北平，升北平为北京，借天子之威，镇慑北方游牧民族，自此，北京成为明清两代国都。而兴兵南方的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又相继定都南京。
上下三千余年间，从安阳殷墟到北京紫禁城，中国古都此消彼长，它们大体沿着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移位，这正透露出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诸政治集团的更迭、民族关系的弛张。
关于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在讨论“华夷之别”时，提出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华夷的不同，在乎文野，而一个地区可以由野变文，也即由夷变夏。反之，一个地区也可能由文变野，也即由夏变夷。他说：
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
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7]
王夫之用唐以来先进的北方渐趋落后，蛮荒的南方则长足进步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
王夫之还具体指明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总趋势是“由北而南”：
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始强，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8]
王夫之还以明朝之例说明文化中心南移的情形：
洪、永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而贪忍无良、弑君卖国、结宫禁、附宦寺、事仇雠者，北人为尤酷焉。……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9]
黄宗羲（1610—1695）也有与王夫之近似的观察和论述。他指出：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10]
王夫之、黄宗羲关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描述。是“征元以可闻之实”作出的判断，因而是符合历史真情的。王夫之在此基础上更作出范围广大的推测：
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11]
在近代，辽阔的中国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南转移。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射中心。
中国接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跨入近代社会门槛，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是广东，随后是福建和江浙。东南沿海诸省最先涌现一批“睁眼看世界”并进而“向西方求真理”的人物，如福建林则徐、严复，广东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江浙冯桂芬、王韬、马建忠、张謇、章太炎、鲁迅等等。与这些先进人物的出现互为因果，近代工商业、近代新学和近代政治运动也由东南诸省和海外华侨社会中发轫。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开中国机器工业的先河，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成为维新派养成所，梁启超在上海主笔的《时务报》是变法喉舌，广东更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首先活跃的省份。而近代新学、近代政治运动连同近代工商业在东南诸省兴起后，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内地延伸、发展，形成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运动方向，这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迁徙方向恰好相反。
同东南沿海相比，近代中国的北方和西北较为落后、保守，在一个长时间，“北洋势力”是近现代中国反动阵营的代名词。而长江中游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封闭的西北的中间地带，借用气象学语言来说：长江中游处在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相交汇的“锋面”，因而气象因素繁复多变，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了“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诚为晚清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12]这并非虚夸的惊世之论，而是有远见的预测。湖南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变革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皆知的；湖北则在二十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土地革命的主战场之一。
就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而论，确乎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功于华中腹地，进而又推向华北、西北，呈现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此伏彼起的不平衡发展状态。这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环境繁复多样的东方大国的特色所在。
【注释】
[1]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第V卷第19章。转引自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2]参见谭其骧：《论两汉两晋户口》，《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3]《晋书·王导传》。
[4]《旧唐书·地理志》。
[5]《古谣谚·大学衍义补》。
[6]《元史·食货志·海运》。
[7]《思向录·外篇》。
[8]《读通鉴论》卷十二。
[9]《思问录·外篇》。
[10]《明夷待访录》。
[11]《思问录·外篇》。
[12]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