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悖论四问

人们注意到文化史“长江后浪推前浪”现象，但不可忽视另一侧面：历史进步又往往包蕴着悖论^[3]——前现代文化的成就有可能构成现代文化的阻力，现代文化则埋伏着后现代进路上的陷阱。

匈牙利思想家乔治·马尔库塞（1898—1970）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和逻辑导致了文化悖论，而恰恰是文化悖论包含的矛盾性使批判和反思成为可能，因此“文化悖论也是对多样性的一种保存，从而打破对现代性的同一性，克服现代性危机”^[4]。

社会转型之际的中国人于困知勉行^[5]间，已提出了如下疑问——

近代“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在清末即发出一个历史性拷问：为何明初出现世界最卓越的航海家郑和，但郑和之后却无第二郑和？^[6]这是从海洋事业的盛衰，先期提出与“李约瑟悖论”相类似的问题。

20世纪中后叶，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7卷34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提出以后冠名“李约瑟悖论”的问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7](https://www.daowen.com)

美国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所撰《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提出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8]

史华慈所说的“深层结构”，是指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史华慈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人设计另一套替代品。^[9]而至高无上的皇权既是中国古代文明获得显绩的原因，又如同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样，带来巨大负面效应，在近古和近代尤其如此。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史华慈问题”，也可以称之“史华慈悖论”。

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时询问毛泽东：历史上很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即朝气蓬勃地快快兴起，又匆匆忙忙地灭亡，原因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有无“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的办法？^[10]

“梁启超之问”“李约瑟之问”“史华慈之问”“黄炎培之问”，其侧重面有别，却都是从当下出发，试图求解历史悖论：中国曾经创造光耀千秋的古典文化，为何在近代落伍？而历史传统为何既是无尽的文化生命源泉，又形成不易超克的前行阻力？中国近代落伍和当下复兴为何都可以从历史传统中找到根据？

这些问题全都聚焦于文化的现代转进，而答案却深藏在历史的浩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