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对早期启蒙文化的继承和发挥
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54]。十九世纪中后叶勃起的中国近代新学，除利用进口的西学作为出发点外，还要寻觅民族文化的依托形式，而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便是其现成的借用对象。这正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充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前导相类似。
中国近代新学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历程。粗略言之，以甲午战争为界限，此前的新学家们（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主张在维持清王朝现存统治的前提下进行变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而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多是反清志士，不少人以明朝遗民终其身，其著作在清代前中期往往遭到冷落甚至禁止。甲午以前的新学家们既然尚未与清王朝的现存统治形式发生尖锐对立，也就很少直接提及明清之际诸大师，但在学术路线上，却与之一脉相通。甲午以后，尤其是戊戌以后，随着民族危亡日渐迫在眉睫，清王朝作为“洋人朝廷”进一步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公愤，新学家们改革清朝旧制的意识趋于明晰，“排满革命”的呼声愈益高涨，这样，许多新学家便以明清之际诸大师的后继者自居，接过十七世纪前辈们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民族主义旗帜。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吕留良等人的名字和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各家新学刊物上竞相出现，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积极宣传明清之际诸大师的思想和操行。[55]
中国近代新学的两个发展段落虽然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但近代新学作为一个总体，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相承袭，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逻辑。近代新学继承并发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所在甚多，以笔者管见，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支配下复兴“实学”。
中国近代与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质固然不同，但这两个时期都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关头，某种类似的氛围使这两个时期的进步文化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宣称：“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56]，黄宗羲说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57]。近代进步文化人继承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他们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悲歌慷慨，“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58]。正是这种忧国伤时的悲壮心理，驱使着近代进步文化人步明清之际诸大师的后尘，以“经世致用”为研究学问的出发点，“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指罂粟花，喻鸦片战争）稗史情”，龚、魏以降的进步文化人著史、作文、吟诗，无不与民族兴亡、时局变幻息息相关。
如果说明清之际诸大师是怀着复兴故国之心，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59]，那么，近代进步文化人则是为着挽救民族危亡而探讨“天地东西南北之学”[60]，力主“革虚而之实”[61]。他们尖锐批评清代盛行的“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62]，认为这一套学问“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63]这种对清中叶空疏学风的批评，与明清之际诸学者对明代学风之弊的抨击何其相似乃尔！近代进步文化界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空谈性理、繁琐考据、科举利禄拉向解决现实问题的正道上来。龚、魏与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等人便针对禁烟、吏治、边防、海防、漕运等实际问题发表议论，开展研究，确乎做到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64]。近代进步文化人还继承王夫之，黄宗羲修当代史[65]，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传统，发挥章学诚“史学经世”的精义，一反清代史学详古略今，一味考订校勘的“考史”之风，致力于写“当前的活的历史”[66]。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便对刚刚结束的鸦片战争作了忠实记述，《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此后，研究本朝掌故的史著大量涌现。还有一些人讲求边疆地理（尤其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地以谋对外，如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西域置行省议》、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柟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便是这类史地论著。晚清的经学方向也发生大改变，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而讲解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为变法图强服务。晚清进步文化人大量介绍西学，也意在以西学之“实”克服中学之“虚”。他们认识到：“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仲伯，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势，判若天渊者何哉？务实学不务虚文者之故耳。”[67]这种概括，并不十分精当，但改变中国旧学之虚空，确乎是近代先进文化人的共同要求。而这种“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68]的风气，在近代开创于龚、魏，而其前导则可追溯至明清之际诸大师。
第二，抗议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战斗的民主精神。
近代新学的政治思想，其中心点在于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权主义。它萌发于龚自珍的“讥切时政，诋诽专制”，到早期改良派如陈炽等人，则直抒“国以民为本”[69]的思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更呼唤出“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70]的呐喊。唐才常也有类似言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也。”[71]这种民权思想当然受到西学的启迪，尤其是受到卢梭的《民约论》（今译名《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但中国的新学家们在当时即已指出，民权观念并非全然取自“西法”，中国“古已有之”，“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72]。这自然是对《孟子》等典籍的现代化解释。其实，近代民权主义较切近的历史渊源是以《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非议绝对君权的思想。梁启超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73]又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74]谭嗣同甚至认为“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和王船山的《遗书》是例外，二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75]五四时期“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是反对封建独断论的健将，而他把明末的异端思想家李贽视作自己的前躯，他曾为李贽辩诬，批驳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定李贽为“名教罪人”的说法[76]。章太炎在谴责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苛酷暴虐时，也援引唐甄的《潜书》[77]。
总之，明清之际谴责封建专制君主的社会批判思想，是从先秦民本思想和中世纪各种抗议封建专制的异端哲学走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的桥梁，它为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提供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
第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执著的民族精神。
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都是热切的爱国者，在明清间的民族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78]亡国之恨始终缠绕在这批坚贞的文士心头，明亡以后，他们或者削发为僧（如方以智），或者孤处穷乡僻壤（如王夫之、黄宗羲），或者远走他乡（如顾炎武），但都为复兴民族而著述不辍，“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79]，是这些哲人沉郁而又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写照。他们的爱国主义，自然是旧式的，其民族思想停留在传统的“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之内，“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80]。但是，这种旧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异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生存权利和文化传统的精神武器，自有其正义性。而近代中国人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面临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理所当然地与明清之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共鸣。清末有不少革命党人提倡民族气节，以王夫之、顾炎武、张煌言为榜样。如章太炎本名炳麟，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的民族精神，改为章绛，号太炎，他还在日本翻印王夫之和顾炎武的著作以及《张苍水集》。章太炎曾这样讲述自己“排满革命”思想的形成经过：“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愿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81]他还说，光复革命的思想，“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也”[82]。这种思路在辛亥志士中颇有代表性。
当然，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其新的内容。章太炎便说：“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83]这是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反对民族压迫、种族压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宣传的爱国主义，则有更鲜明的反帝色彩，突破了“夷夏之防”的旧樊篱，然而，明清之际启蒙大师阐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毕竟给近代爱国志士以激励和启示。
第四，注重发展生产，提倡工商业，对自然科学给予关注。
“安贫乐道”、“知足尚俭”、“重农轻商”、“重政务轻技艺”，是中国儒学的传统，它们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在明清之际，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相伴生，出现了“工商皆本”[84]的新观念，并产生了注意生产问题及自然科学的文化动向。这一时期涌现出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等一系列科技著作，进入我国古典科学技术的总结阶段。与当时的国防需要相联系，徐光启还提出“火器今之时务也”[85]，开始致力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当然，上述动向，后来中止或减缓下来，中国文化仍然在封建的故道内徘徊。这种格局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十九世纪中叶，徐寿、华衡芳等自然科学家重新翻读明清之际徐光启等人与利玛窦合作的科学著作和译作，“甚为欣羡，有惬襟怀”，并且感慨“忽述二百年而与此新理相觌面”[86]。
近代新学家重视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并不限于自然科学家。王韬便反对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富强即治之本”[87]。他还著《火器说略》一卷，编著《西学辑存》六种，即《重学浅说》、《格致学提纲》、《光学图说》、《西洋天学源流》、《华英通商学略》、《泰西著述考》，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戊戌维新志士则创办《农学报》、《算学报》、《格致新报》等宣传自然科学的报刊，又在综合性报刊上开辟“格致”、“算学”专栏。谭嗣同在南学会举办的演说会上，讲述天文地理知识，向听众作科学启蒙。这种关注生产发展、重视自然科学进步的趋向，在明清之际开始萌动，尔后遭受压抑，到近代方得以发扬，直至五四时期提倡“德赛二先生”，仍在继续解决这个问题。足见以科学战胜愚昧，在中国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
第五，重视社会风俗的研究和改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在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时，并未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统治阶层的弊端上面，他们还将视线投向了社会风气、民间习俗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88]。顾炎武在这方面尤有卓识，他引用罗仲素的话说道，“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倘要“论世”，必须首先“考其风俗”[89]。这应当说是一种颇为深刻而进步的思想。顾炎武本人极重视风俗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日知录》最所用意处，便在卷十三的论风俗。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也提出“习俗”的改造问题，并力主革除奢侈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迷信。[90]近代新学家在这一点上，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脉相通，他们为了引导国民冲破蒙昧主义的重重障壁，莫不高度重视风俗的改造，严复曾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91]的口号；梁启超力主“振刷国民之精神”[92]；邹容更大声疾呼“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93]；章太炎也指出，革命“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94]。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开展过一系列改造风俗的实际运动，如禁缠足、禁鸦片、提倡体育、讲究卫生、改变服装，乃至提倡工作和生活时间的条理化。尽管近代先进人物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与明清之际启蒙大师的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顾炎武等人注意到人心风俗对社会面貌的重大影响，注意到匡正风俗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这一切无疑都给后哲以启示。从这一意义上说，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顾炎武等早期启蒙大师改造社会风俗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第六，勇于并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相对立的倾向：容纳、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气象和深闭固拒的排外情绪。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则继承了前一种优良传统，其卓越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徐光启与明未来华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以师友相处，为译介西方学术做了巨大的工作。徐氏学习西方文化，意在富国强兵，他在驳斥那些排外主义者时说：“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95]，他钦佩西方学术，固“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96]，这种学术可以使“国家致盛治”[97]。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徐光启还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98]的口号，可见，在他的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西学才是鹄的所在。在明末清初学术界中，对外来文化与徐氏持相仿看法的，还有李之藻、方以智、王应麟、王徵等人，他们认识到西学能“补开辟所未有”[99]，西学中“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100]，“翼我中华，岂云小补”[101]。徐光启等人会通中西学术的活动，显示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探求文化进步的开放精神。这种开放精神后来遭到扼杀，直到近代，中国人被西方炮舰惊醒，再度睁眼看世界，更大规模地重新开始了徐光启们会通中西的工作。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先进的近代文化人纷纷学习西学，他们一反顽固派那种夜郎自大的愚蠢态度，承认中国有许多地方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02]。薛福成指出，应当去掉文化上夷夏之别的陈腐之见，“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103]，科学“乃天地间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104]。既然科学是无国界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去学习它，而只有学习了外国人的成果，才有可能赶超外国人，“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能变”[105]。其观点和语言都酷似徐光启。谭嗣同更进一步指出：“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106]承认学理非中国所独有，而且外国有超过中国之处，这是一种勇敢的科学态度。在谭嗣同之前三百年的徐光启便已经这样做了，他指出，传教士带来的“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的西学，“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107]。正是这种科学的精神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促使徐光启等明末士人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十六、十七世纪东西“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108]。而这种科学精神与爱国主义在近代的再度结合，则促成了新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中国社会突破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走向近代世界，创造出并将进一步创造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89—690页。
[2]《天演论》卷下，第80页。
[3]参见李提摩太：《教务本末》下。
[4]《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5]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第1页。
[6]《东林学案》，《明儒学案》卷五八。《明史纪事本末》也有类似记载。
[7]《天工开物·序》。
[8]《通雅·考古通论》。
[9]参见《明夷待访录》中“置相”、“学校”诸篇。
[10]参见《潜书》中“富民”诸篇。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12]《诗广传》卷二。
[13]《四书训义》卷二六。
[14]《藏书·王通》。
[15]《何心隐论》，《焚书》卷三。
[16]《霜红龛集·谈〈老子〉道常无名解》。
[17]《明夷待访录·学校》。
[18]《明夷待访录·原君》。
[19]《潜书·室语》。
[20]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
[21]《金瓶梅》第三十四。
[22]参见《牡丹亭》。
[23]《纪闻类编》卷四。
[24]《明语林》卷七。
[2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
[26]《纪闻类编》卷四。
[27]《中原阳九述略·致虏之由》，《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8]《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29]《引道书》。
[30]《潜书》“辨儒”。
[31]《畴人传》卷四四，“西洋，利玛窦”。
[32]《农政全书》凡例。
[33]《徐氏家谱》“文定公传”。
[34]《日知录》序。
[3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6]《思问录》外篇。
[37]《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38]《刻几何原本序》，《徐光启集》卷二。
[39]《明史·食货志》。
[40]《物理小识·自序》。
[41]《搔首问》。
[42]《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43]参见伏尔泰：《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
[4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https://www.daowen.com)
[45]《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46]惠栋：《红豆山斋楹联》。
[4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8]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49]《文史通义》外编三。
[50]《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8卷，第217页。
[51]魏源：《圣武记》序。
[52]《武进季申耆先生传》，《古微堂外集》卷四。
[5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54]《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55]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
[56]《赠凤云杨君令峡江序》，《泾皋藏稿》卷八。
[57]《东林学案卷首》，《明儒学案》卷五八。
[58]《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页。
[59]王敔：《姜斋公行述》。
[60]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04页。
[61]《海国图志》叙。
[62]《劝学篇·循序第七》。
[63]《默觚下·治篇一》，《古微堂内集》卷三。
[64]《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65]王夫之修《永历实录》，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均属修当代史、当代学术史。
[66]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
[67]《论实学》，《中外经世策论合纂》卷二四。
[68]《定庵文集》（世界书局版）卷下，第23页。
[69]《庸书·旅人》。
[70]《仁学》自序。
[71]《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觉颠冥斋内言》卷一。
[72]《辨惑》，原载《湘报》，后辑入《觉颠冥斋内言》卷四。
[7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7页。
[74]《清代学术概论》，第32页。
[75]《仁学》卷下。
[76]参见《明李卓吾别传》，《吴虞文录》卷下。
[77]参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78]《赠朱监纪四辅》，《亭林诗集》卷二。
[79]《祓禊赋》，《姜斋文集》卷八。
[80]《黄书·后序》。
[81]《光复军序》，《检论》卷九。
[82]《光复军序》，《检论》卷九。
[83]《复仇是非论》，《别录》卷一。
[84]参见《明夷待访录·计财三》。
[85]《徐氏庖言》。
[86]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87]《文录之编》卷二“兴利”。
[88]《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89]《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
[90]参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91]《原强》。
[92]《戊戌政变记》。
[93]《革命军》。
[94]《革命军》序。
[95]《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
[96]《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卷二。
[97]《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卷二。
[98]徐光启：《历书总目表》。
[99]方以智：《考古通说》。
[100]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序》。
[101]王应麟：《利子碑记》。
[102]冯桂芬：《制洋器议》。
[103]《筹洋刍议·变法篇》。
[104]《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105]《筹洋刍议·变法篇》。
[106]《思纬
台短书》，《谭嗣同全集》。
[107]《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徐光启集》卷七。
[10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