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西周一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春秋以前，是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其特点，一是土地国有（或曰“王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所谓“古者田皆在官”[3]。这种国有土地又分封给各级贵族，形成领主所有制。另外，在广大农村，“八家共井”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也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包括王有和领主所有）加上土地农村公社所有，共同构成这一历史阶段所有制的基础。
二是土地不得自由买卖，所谓“田里不鬻（音育，卖）”[4]，即使贵族，在封地之外另求土地以传子孙也不可能，诚如清人张英说：“三代以上，虽至贵巨富，求数百亩之田贻子及孙，不可得也。”[5]
三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作为主。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在甲骨文中象三耒共耕，“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的集体耕作的反映。《诗经》的一些篇章更有西周前期集体劳动场面的生动描写：从宗族长老、青壮男子到妇女儿童，在广阔的田野一同耕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6]；人们一同收获谷物，并将集体的谷仓堆满，“获之桎桎，积之栗栗，……以开百室，百室盈止。”[7]这是一幅大集体耕作的风情画。《周颂》中的一篇也描绘了周初（成王时期）集体农耕的景象：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耜），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8]
到西周后期，“公田”“私田”分野出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9]。这里的“公田”指公社大家长以“公”的名义占有的田地，“私田”指公社小家长及其管理下的农夫共有的田地，并非农夫私有财产。当时的劳动者要先耕耘公田，然后耕耘私田。战国时的孟子将这种制度称作“井田制”，并加以理想化追述：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0]
田产公有和集体耕作，与那一时代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相适应，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集体生产方式的沿袭，同时又与分封制直接相关。《周礼》称：(https://www.daowen.com)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11]
这当然是对周代各方国领地的模式化概括，实际情形决非如此整齐划一，但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分别从周天子那里受封大小不等的领地，既占有土地，又占有在土地上集体耕作的农人，诚如一位楚国官员所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12]
前述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农人均属封君的领主制，以及与这两种占有制相伴随的集体生产方式，是华夏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社会的最高组织是王、贵族、宗教职业者（巫祝之类）组成的国家。从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其特点之一是神权至上，迷信支配了人生。殷人尊天事鬼，崇拜天帝和祖先神，并以此为族类的尊卑区分及宗法等级制度张目。郭沫若指出：
大抵至上神的观念殷时已有之。年岁的丰啬，风雨的若否，战争的成败，均为所主宰。[13]
周人代殷以后，逐渐淡化了殷人的迷信，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领主制农业经济的合理性作理论论证，并提供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和感召力。这些思想几经改造，后来被汲纳入儒学，成为三千年间中华农业文化的精神支柱。
立足于领主制农业经济基地上的殷商—西周文化的另一特征，是学术只限于王室和贵族圈子，典籍及典籍的阐释权均被深居宫室内的官方文化人——巫、史、祝、卜所执掌，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文化是平民所不能问津，难以企及的贵族专制品，这就叫作“礼之专及”。所以殷商西周的文化可称“巫史文化”。它以主体性的被抹杀，个人及学派的创造性思维无存身之地为显著特征。这与领主制农业经济的王有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劳作方式的集体性（“千耦其耘”），有着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