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的内涵

不同时代的人们站在各自基点上反映历史，作出各自的古今划分，形成那一时代的“近代”观。诚如清人段王裁（1735—1815）所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17]今日西方史学界所作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段划分，与中国史学界所作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三段划分，在概念上有近似处，却又存在差异。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本书所论之“近代”，并非专指我国史学界通用的那个与“现代”相区别的“近代”（指1840—1919），而与英语modern包含的意思类似，兼具“近代的”、“现代的”、“新近的”、“时髦的”诸意。据此，“近代化”与“现代化”（moderization）可大略看作同一词汇，特指从古代、中世纪走向近代的一种发展趋向和运行过程。

我们所讨论的“近代化”，内涵十分复杂、丰富，要而言之是指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综合意义上脱离中世纪轨范，从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度转向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国度的过程。衡量近代化的一个特别鲜明的尺度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其重要标志是生产材料和能源的变化，如材料主体以铁代木，能源主体由动物性（人力与畜力）转向非动物性（矿物燃料、水力、核能等）。随着材料、能源的转化，生产方式由手工为主转向机器为主，“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普遍的追求目标。然而，单纯的经济因素不是构成社会转型的充分原因，与经济条件变迁相联系，还必须伴之以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内在世界的转化，如彼此隔绝的静态乡村式社会变为开放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的社会关系由身份演为契约，政治制度发生从专制向民主与法制的转变，观念形态领域神学或准神学的蒙昧主义则被理性和科学所取代，等等。(https://www.daowen.com)

近代化是一个传统的转轨过程，充满着变异与新生；但是，近代化又并非无根由的空中楼阁，其物质基础和精神园地都深植于古代与中世纪，因而又潜藏着遗传与复归。近代文明伟岸的大厦是在古代—中世纪奠定的广阔而深厚的地基上建筑起来的，它既是对传统的超越，又与传统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诗云：“匪今斯今，振古如兹。”^[18]我们的先民已经意识到，许多今日的情状，古代便有陈例，今与古是不能一刀两断的。

以往的近代化理论，多强调近代化过程及其结果与传统的巨大差异，以及近代化与传统间的鲜明对照，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缺乏这种对照则无以确立近代与古代—中世纪之间质的区别，也就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但是，在论及近代化时，我们如果忽略今与古的血肉相关性，便会失去前进的依据。二十世纪以来，有些西方学者鉴于以往近代化理论一味强调变异性而忽视遗传性的偏颇，开始注意探讨近代化发展与西方传统的某些因素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如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将近代化精神动力推原于“新教伦理”^[19]。又有人溯源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牛顿力学），还有人上溯到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而再向源头追寻，近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若干萌芽形态，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重智主义和殖民传统，资本主义则与希伯来文化（以《圣经》为代表）上帝（实为人类）创造自然的勤业精神和普世主义有着内在因缘。总之，晚近的西方近代化理论愈来愈倾向于认为，近代化是西方传统的必然产物，近代化与寄寓在希腊先哲典籍和《圣经》中的西方“元典精神”有着深刻联系，而不主张强为割裂近代化与传统间的相互关系。笔者以为，这种近代化理论较为切近实情，它全面观照了历史进步过程中变异性与遗传性这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可以引作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借鉴。不过，探讨中国近代化历程，不能套用西方模式。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近代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