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中心与经世倾向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道德论压倒知识论是一种明显倾向，构造出一种“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与“重知求真”的希腊文化类型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又一特征。
在宗法血缘纽带较早解体的民族和国度，如希腊、罗马，更多地仰仗法律维系社会秩序，与之相随的是，主体与客体两分、心灵与物质对立的观念应运而起，人们的视野也不局限于伦常关系，转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类的思维规律，宇宙生成学和形而上学得以发展。在古希腊人那里，伦理哲学不过是整个学术文化中与其他门类彼此鼎立的一足。如柏拉图所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体系包括思辨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又称道德哲学），以后，斯多葛派明确地把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即自然哲学）、伦理学（即精神哲学）。近代的黑格尔是在承袭这种三分法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的。总之，从希腊到近代西方，“求真”型的科学文化构成主潮。这种文化类型把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严加区分，分别作纵向研究，因而本体论、认识论得到独立发展，没有与道德论混为一谈。
古中国的情形却别具一格：人伦效法自然，自然又被人伦化，形成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自然界既然未被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同人伦相分离，因此，以外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遭受压抑，自然哲学也就很不发达，思辨哲学也无以获得充分发育，而伦理学一枝独秀，其他学科门类往往以伦理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政治观念大都是从伦理道德观念中引申而来的，三纲五常本是讲的伦常关系，后来被政治化、法律化，不忠不孝被视作“大逆不道”，可判极刑；全忠全孝，做道德完人，成为“最大的政治”。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习惯于用道德准则评判政治，政事往往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很少将政治问题置于知识论的基础上加以考察和评析。
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伦理观念占据汉文化的中心位置，并构成选择异质文化的“过滤器”。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国度和民族以宗教作为撑持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汉文化系统虽然容纳多种宗教，却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原因之一是宗教精神难以通过纲常名教这块“过滤器”。大多数宗教都漠视世俗的人伦关系，如佛教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不受礼教道德的约束，“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37]，而注重血亲关系的宗法制社会是不能容忍这一点的。某些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和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教派（如佛教的禅宗）在尽孝、尽忠这伦理的两大端上作出让步，方获国人的理解，得到顺利的发展。总之，在汉族系统，曾经长期充当社会精神支柱的，是伦理道德学说，或称伦理世界观，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相类似的作用，成为一种“准宗教”。(https://www.daowen.com)
与伦理中心主义紧密相连，并且更具体地展现人文精神的是经世主义。
经世观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如果说，殷商西周时期政教合一，治道与巫术未分，那么，晚周思想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政治从宗教中离析出来，使其还原成现实的治理之道。春秋战国之际的人们曾这样描述政治：“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38]这里的政治已经不再突出“礼神”，而关注“治民”。中华元典作为“尊礼”、“近人”的周文化的体现，将殷周以降的天命鬼神观念虚置起来，不予深论，其实也就是淡化了“礼神”而强化“经世”。
古代的知识阶层——“君子”，其职业大略有三类。其一是司天文。战国时的阴阳家大抵由此类职业者演变而来。[39]其二是司宗教事务。“夫人作享，家为巫史。”[40]在商周，沟通神人的巫、史、祝、卜是当时文化的主要执掌者。其三是人君的政治辅佐者。这类佐理政务的人物，《尚书》称作“谋人”。《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先秦诸子是否分别源于某一王官，儒家是否由掌管国家土地人民、官司籍田、负责征发徒役的“司徒之官”演化而来，一向聚讼未决，但儒家显然已与宗教职业者和专司天文者相分离，从而区别于“出于清庙之守”的墨家，“出于史官”的道家，“出于羲和之官”的阴阳家；同时，又由于儒家与负有“教化”之责的祭师阶层有承袭关系，所以，儒家除有“助人君”的一面之外，还有“道与艺合，兼备师儒”[41]的功能，从而区别于虽然佐理人君，却“元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的“理官”出身的法家。[42]所以，儒家最完整地体现了“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特征，承袭了中华元典道、学、治三者贯通一气的古风。清人程晋芳说：“夫古人为学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43]龚自珍则将这种风格概括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44]这种被后儒所崇奉的“古无经术治术之分”[45]的仕学合一传统，正是孔子创设的儒学“入世—经世”风格的体现。“入世—经世”之风成为中国士子的主旋律，其优点和缺点都与此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抓住“入世—经世”这一线索，才把握了中国人文传统的要义，把握了“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