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学·清谈
“玄”有深奥、玄妙之意，所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8]。《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三玄”[9]，而这三部典籍正是魏晋学人依据的文本，故其学称之“玄学”。这一称谓，早在晋宋人笔下已可得见，如“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10]，“为丹阳尹，更置玄学于南郊外”[11]。
玄学伏流于两汉，而正式创始人则是魏时的何晏（？—249）与王弼（226—249）。何晏著《道德论》、王弼作《易注》、《老子注》，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倡言“贵无”，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作为具体事物的“有”，皆生于无。“贵无”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便是以无为本，以有为用，无是自然，有是名教，“名教出于自然”。
西晋时，向秀（约227—272）和郭象（？—312）注《庄子》，修正何晏、王弼的观点，认为“有”是自然存在，并不生于“无”，因而“名教即自然”，论证现存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合乎天道自然。
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12]。由此形成清谈风格。(https://www.daowen.com)
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用老庄思想诠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玄理。由魏、晋延及齐、梁，士人争相摹效，往往“至暮忘餐，理竟不定”。其弊端是往往流于“利口谀辞”，转堕“口耳之学”；其长处是发展哲理思辨，开出疑义相析的风气，且不论年资，以友交会，与两汉经师的师道尊严迥然相异。
玄学思辨成果泽及魏晋间各门学科，刘勰（约465—约532）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约518）的《诗品》都有前所罕见的严密理论系统和深刻美学内涵；其时的科技也具有鲜明的理论思维特色。如王弼强调，“析理”须借助数学，而数学应当是“理胜”学科[13]。其时数学家也以“析理”的自觉去探求数学问题，如三国魏人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情推”、“贵约”原则，祖冲之（429—500）依此原则测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欧洲一千多年后才达到这一计算精度。北魏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农书，其理论思维也比较突出，首先要求系统观察，其次根据性能统一法则进行学科分类，而性能统一，正是玄学“体用不二”原理的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