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际条件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截至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7]。处于文化“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中原王朝被武功强悍的周边游牧人击败的事例，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化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化圈的游牧人，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国文化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国文化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化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秦汉以迄明清诸王朝无论是与中亚、西亚交往，还是与东邻日本以及南洋诸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汉代“凿空”西域的张骞、班超，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弘气魄，究其底蕴，盖在国力强劲，文化昌盛。

古代中国的邻邦，其文明水平较高者是印度。但由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阻隔，中印之间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不多，但南亚的佛教文化经由印、中僧人的努力，得以北传，对两汉以降的中国文化发生深刻影响。不过，佛教文化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人所汲纳消化，魏晋隋唐以降，佛教日渐中国化，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将佛学与易学、思孟学交融互摄，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人欢迎的形态；两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广为吸收佛学思辨成果，创建新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国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纵观古代中国，虽然面对过足以改朝换代的异域军事力量的袭来，也曾迎受过佛学那样高水平的观念文化的传入，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被近世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者梯山航海而至，荒渺遥远的“泰西”一变而为近在咫尺的威胁。西洋人用大炮、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国自古形成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壁，将中国纳入世界文化的总流。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中叶痛陈中国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https://www.daowen.com)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

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第一，昔时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现在则转移为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西洋人；第二，昔时中国文化的水平高于外域，而现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列强挟工业文明威势，从器用、制度、观念诸层面使东方农业文明相形见绌。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中国文化也并非最为优胜。

中国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国际环境，中国文化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化焕发活力从而迎头赶上？中国文化以此为契机，揭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