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祖”与“重史”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其本根性不亚于“尊天”观念，而与人文传统密切相连的，是“敬祖”意识，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重史”传统。尊天、法祖，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的主动脉，显示了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

在中华文化系统里，作为“合族之道”的基本观念是“尊天”与“法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57]“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58]

由敬祖观念推演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所谓“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59]。这种“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导致重传统、重历史。孔子发挥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60]不轻易改变前辈的行为准则便是“孝”，足见孝的精义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这与孔子的“信而好古”^[61]说是一脉相通的。而所谓“好古”便是求知于历史，孔子否认自己的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毫不含糊地指出，知识从历史经验中求得，“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62]《说文》释为“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古可以理解为历史，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好古”必然走向“重史”，司马迁说，孔子有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决心“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63]。我们且不深论《周礼》及《书传》是否孔子所作，但说孔子怀着“续亡继绝”之念去“追迹三代”，都切合先秦哲人们的心态，如老子也讲“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64]，充溢着“续亡继绝”、“执古御今”的历史意识。(https://www.daowen.com)

有着明显的非宗教和现世化倾向的中国文化，奉行的“古训是式”原则，并不是从神秘主义和宗教虔诚的角度对待“古训”（即历史）的，而是从一种现世化的、人文色彩浓厚的观念出发，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65]。

中国史学的人文性确立甚早，这一点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特别叹服。他辛辣讽刺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欧洲史学充满神异性内容，而中国的编年史“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与奇闻，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最初起便写得合乎情理”。^[66]

因人文精神强大而特别重视史学；史学中又贯穿着中国式的人文精神。这便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又一显著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