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绝地天通”与《圣经》“巴别塔”之比较

在“神人之辨”方面，中华元典系统与上述希伯来元典系统、印度元典系统有着迥然相异的旨趣，而与人文主义的希腊元典系统有某种近似之处。希腊元典（以柏拉图著作为例），保留着“宇宙的创造者”和“诸神”的地位，认为人是“宇宙创造者”，用“宇宙灵魂”与各种元素混合制作出来的，“这个优越的种类便叫作人”^[4]，可见，这里虽然沿袭着神创说，却强调人的崇高。柏拉图还引述普罗泰哥拉的名言“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5]，认为人必须透过自己的价值系统去观照宇宙，体认宇宙，发现宇宙的价值。这里洋溢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在中国，对鬼神的解释甚多。“神”的古字通“示”，示又可简作“丅”、“|”为男根，“一”为上意，“丅”为生殖器之上，即生命原始起点，故“神”有引出万物的天神之义，又有神明莫测之义。“鬼”的字形酷似一个人戴着一副大面具，意味着陌生怪异，但又毕竟由人演化而来。鬼神往往连用，《正字通》说：“神，阳魂为神，阴魄为鬼；气之伸者为神，屈者为鬼。”中国人的鬼神意识是与宗教意识紧密相关的。而中国人的崇教意识也走过了从原始自发宗教到人为宗教的发展过程，从多神崇拜演为至上神（“上帝”或“天”）崇拜。作为中华元典萌芽期的商代，正是盛行鬼神观念的时段，所谓“殷人尚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6]一切“王事”都祈求神佑，“残民奉天”、“残民尊神”是殷人的主张。西周时鬼神观念发展得更为具体，一谓死为鬼，可图报在生时的恩怨，二谓鬼神能祸祟于人，三谓求神可得福佑。殷墟甲骨卜辞和周金文中多有卜问鬼神的记载，《尚书》也言及周公自称“多材多艺，能事鬼神”^[7]，《礼记》更谓“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8]正因为人们敬事鬼神，所以在殷周两代充当神人媒介的巫、祝、史、卜等宗教职业者地位颇高，而国家统治者则力图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任命为宫廷要员，以掌握解释神意的专利。

《吕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刑法专著，讲的是吕侯劝导周穆王明德慎罚，制定刑事，因而国家大治。接受吕侯建议的穆王发布的诰词说，当年颛顼为平息苗民的作乱，“乃命重、黎，绝地天通”^[9]。“重”和“黎”都是传说中的颛顼时人，相传“重”主持天神，“黎”主持臣民，颛顼作出这种分工安排，为的是禁止民和神相通的法术，神和人再也不能升降杂糅，也就安分守纪了。《国语·楚语下》对“绝地天通”作了一番解说：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https://www.daowen.com)

韦昭注《国语》这段话，引用观射父的诠释：“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这样，窥探神意的占卜术便作为国家职能操之于最高统治者手中，而不使民间杂措。

中华元典的“绝地天通”说，与希伯来元典的“巴别塔”故事颇有相近之处。“巴别塔”故事讲的是：挪亚的子孙向东迁徙，至示拿，见一平原，乃在此建一城和高塔以达天上。上帝虑彼等今后将无事不成，乃混乱其语言，致使互不通意，乃四散，人类通天的计划遂成空想。^[10]《圣经》的“巴别塔”故事与《尚书》的“绝地天通”说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着意分割天与地、神与人，使下民保持愚昧分散状态，以便操纵。但再深入一层剖析，可以发现东、西两大元典中的两个题旨又相径庭。西方《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展示了一个上帝捉弄人类的游戏，这是上帝对人类分而治之的策略，上帝在这里导演着一切，人类及其首领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中国的“绝地天通”说却由周穆王宣示出来，是人间王者控制神权的一种努力，所以，这里虽然表面沿袭着神道观念，实际上其根底却在人学原理，是“人王”在操纵神—人关系。由两种不同的神—人关系准则推演下去，便产生了两种相异的文化路向。在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世纪，往往是宗教控制国家，神权驾凌君权，走的是“神—人”路线；而在西周以降的中国。神学逐渐从属人学，国家控制宗教，君权驾凌神权之上，“重神”转为“重人”，走的是“人—神”路线。

这种“人—神”路线在中华元典里多有体现。如《尚书·微子》记载，殷纣王的庶兄微子见纣王昏暴，又不听规劝，微之忧心如焚，与掌握神权的父师商量，父师告诫微子尽早出逃，因为天已降灾殷朝，以至“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意谓殷的百姓竟然偷盗祭祀天地神灵的猪牛羊三牲，把它们藏起来，或饲养，或吃掉，却没有受到惩罚。这正显示了时人对鬼神的蔑视和神权的失灵。至于《诗经》更有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11]（黎民百姓受灾殃，灾殃并非从天降。当面欢合背后恨，祸患都因有坏人。）一类求福祸于社会自身的诗句，认定人间的灾难并非天神所降，而是世间坏人肆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