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化”、“文明”
“文化”是一汉语古典词，又在近代被借以翻译西洋对应词，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文化由“文”与“化”组合而成，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省称。
“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32]，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33]，又具体化为文书典籍[34]，文章[35]，礼乐制度[36]，与“武”对应的文治、文事、文职[37]，与“德行”对应的文学艺能[38]；又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与“质”对称[39]，与“实”对称[40]。条理义的“文”，又用以表述自然现象的脉络，组成“天文、地文、水文”等专词；用以表述人伦秩序，则组成“人文”。
“化”，指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性质，由此引申出教化[41]、教行[42]、迁善[43]、感染[44]、化育[45]诸义。
“文”与“化”配合使用，首见于《周易·贲卦》的《象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一名论，以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比拟人伦亦有“文”可循，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便可成就平治天下的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是中华先哲对“文化”的理解，形成一种区别于“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
“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与此相似的用例有晋代束皙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46]。另外还有在与宗教神性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如南齐王融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47]。总之，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已沿用近两千年；而如前所述，包含“人文化成”、“文治教化”内蕴的各种短语、句式，则早在先秦多有用例，已传延两千余年。
“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在古代已接受并广为使用包括“文化”在内的成批汉字词。19世纪的“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大规模译介西方学术，其间多借助汉字词意译西洋术语，而选择“文化”对译英语及法语词Culture便是一例。由此，“文化”在汉字古典义的基础上，注入了来自西方的新内涵。这种源于中国的古汉语词，在日本对译西洋术语时赋予新涵义的例子，除“文化”外，还有“文学”、“革命”、“共和”、“社会”、“经济”、“自由”、“物理”等一系列关键词，它们又经游学东洋的中国学人逆输入中国。故“文化”等词语在近代经历了“中—西—日”之间的概念旅行。研习文化史，应当留意同一词形所包含概念的古今演化和中西转换，并考察古今变更与中西交会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英文和法文Culture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诸义，以物质生产为主，略涉精神生产，总意是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16、17世纪，英文和法文的Culture（德文对应词为Kultur）词义逐渐由耕种义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进而指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从重在物质生产转向重在精神生产。
与“文化”涵义相近的古典词是“文明”。“文明”之“文”，指文采、文藻、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联合而成的“文明”，其义：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的“睿哲文明”时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孔颖达疏解《周易·乾·文言》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便揭示此种意蕴。中国古典也有将“文明”视作进步状态而与“野蛮”对应的，如李渔《闲情偶寄》称“辟草昧而致文明”即为用例。
以“文明”对译Civilization，始于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编的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1833—1838），虽然该刊出现“文明”一词不下10处，但这一译词当时在中国影响不大。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译介西洋术语时，注意了对“文化”与“文明”两词的区分：以“文化”译Culture，以“文明”译Civilization。而与“文明”对译的英文词Civilization源于“城市”，表示城镇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原则，是与“野蛮”、“不开化”相对应的概念。明治维新的中心口号之一“文明开化”，以及1875年出版的福泽谕吉（1834—1901）的名著《文明论概略》，都是在与“野蛮”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的。福泽谕吉还参考欧洲的文明史观，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阶段。明治间日本文明史观的翻译书和日本人自著出书甚多，“文明”成为流行语，吃“文明饭”（西餐）、跳“文明舞”（西式交际舞）、拄“文明棍”（西式拐杖）成为一时风尚。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采纳日本这一译词，自19世纪末也多在与“野蛮”、“半开化”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如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主笔的《时务报》上，便多次出现“文明之奇观”、“外国文明”、“文明大进”、“文明渐开”、“文明之利器”等语。梁氏1898年在日本主编的《清议报》，则并用“文明”、“文化”，其“西洋文明”、“西洋文化”的涵义相同。中国人认真区分“文明”与“文化”，始于胡适。胡氏1926年刊发《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将文明（Civilization）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将文化（Culture）定义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张申府于同年发表《文明或文化》则称，“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我们今天不一定采用这些定义，但胡、张等人区分文明与文化两概念，对中国人的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向精确方向的引导。
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现象，但二者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又有差异：“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加工为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前引诸例即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或指超越蒙昧期（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城市的出现。故中国的文化史长达百万年之久，而进入使用文字的金属时代的文明史约四千年。
文化（Culture）作为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开端于近代欧洲。这是因为，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欧洲人意识到风俗、信仰、观念、语言都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率先开辟世界市场的欧洲人还发现，人类文化呈现共时性的多样化状貌。在这两种批判性观察的激发下，形成了对“文化”加以总体把握和分类研究的诉求。19世纪以后，文化逐渐成为一个中坚概念，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普遍使用。比尔斯父子在《文化人类学》中指出：
“文化”的概念是19世纪、20世纪的一大科学发现，其内容是，人类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它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这是把“文化”视作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英国文化学家泰勒（1832—1917）1871年在名著《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
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其他才能和经验在内的综合体。
这是被视作经典的广义文化界说。此后，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等竞相定义文化。克鲁伯与克拉克洪合撰《文化概念的批判性评注与定义》，列举160余种文化定义，归纳为六类：列举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克鲁伯还在《文化的性质》中说，文化概念的发现，是19世纪以来人类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其意义完全可以同哥白尼日心说对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系统和价值系统两大部类，前者表现为器用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构成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后者表现为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两者便是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或曰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或曰观念文化）。介于两者之间，还有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后者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习、礼俗等行为模式。包括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层面的文化，是广义文化；作为不停运行的广义文化在观念领域摹本的精神文化，是狭义文化，狭义的“文化”常与“政治”、“经济”并列使用。
文化史，顾名思义，是以“文化”的发展历程为对象的历史科学，是专门史的一个门类。既然“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文化史的研究范围也有宽有窄。19世纪西方兴起的新史学，把广义文化纳入研究视野，试图从文化学角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因素。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德国历史学家柏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本》、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即是代表作。日本明治时期出现的多种文明史论著，也属于这种广义文化史。梁启超鉴于中国传统史学以君主和王朝为本位，力倡以民族的文化创造历程为对象的“新史学”，他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包括朝代篇、种族篇、政制篇、法律篇、军政篇、教育篇、交通篇、国际关系篇、饮食篇、服饰篇、学术思想篇等28篇。这种涵盖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个层面的文化史，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通史相区别。而以广义文化为史书的展开部，是梁氏将文化理解为“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在史书编纂上的体现。
以广义文化为对象的文化史，超越了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王朝兴衰为线索的传统史学，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理应为后起的文化史学所继承与发扬。然而，广义文化史又因对象的庞杂而难以把握，论者和读者往往会作歧路亡羊之叹，于是便有在广义文化背景下研究狭义文化（精神文化）的理路出现。本来，思想史、哲学史是研究精神、观念历史的学科，而狭义文化史则另辟蹊径：思想史、哲学史主要借助先代遗存的哲思文献，直接把握观念的历史进程，文化史当然也要以史典提供的观念性材料作依托，同时更用力于对器物、制度、行为等具象世界的把握，从具象世界透见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史又不同于以器物的发明、生产、交换为对象的科技史、工艺史、经济史，而重在发现隐藏在物象背后的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所谓“即物求理”、“观象索义”。文化史当然也不是诸观念史（文学史、艺术史、史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等）的拼合，而是着眼于对诸观念侧面的综合考察，通过对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了解族群、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的生成机制、基本特色和发展走势。
以上便是“文化史”的特殊属性和富于个性的研究理路。
【注释】
[1]《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3]《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4]《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
[5]《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
[6]《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7]“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
[8]《史记·赵世家》。
[9]韩愈：《原道》。
[10]参见《元史·外夷传一》。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
[1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https://www.daowen.com)
[13]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
[14]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
[15]法显：《佛国记》。
[16]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
[17]《海国图志》卷七四。
[18]皮嘉佑：《醒世歌》。
[19]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第13页：“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
[20]《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
[21]章太炎：《检论·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22]《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魏书·宕昌传》也有用例。《晋书·刘乔传》：“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
[23]《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
[24]《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2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26]《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
[2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2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29]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30]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31]关于蒲松龄的祖先族属，学界有多种说法，未有定论。——编者注
[32]《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王注：“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
[33]《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预注：“文，字也。”
[34]《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35]《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于文，称于郡中。”
[36]《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37]《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仍偃武修文。”
[38]《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9]《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0]《二程粹言》卷一：“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
[41]《周易·乾卦》：“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42]《说文》：“化，教行也。”
[43]《荀子·不苟》：“神则能化矣。”注：“化，谓之善也。”
[44]《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
[45]《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
[46]束皙：《补亡诗》，《文选》。
[47]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