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其一，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中叶（杨慎等为代表），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学态度如“老吏断狱”，“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深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其二，程朱理学主导精神世界，继之心学崛起，又复归于程朱，构成明清形上学的圆圈，晚清新学勃兴方突破此一圆圈。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类似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学，将二程朱熹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片面伸张、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的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民贵君轻”说的“新民本主义”，不仅谴责个别暴君、昏君，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为代表作）。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但在皇权高压下，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待访录”“潜书”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窘态），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嘉道间的龚自珍、魏源重振其说，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而近代新学萌动之际，颇多对“晚明遗献”的借助，这正是一种“以复古求解放”的历史辩证法之显例。
其三，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俗谓：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阶段。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路走来，渐成洋洋大观。传奇、话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进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斋志异》皆短篇集合），更涌现长篇巨制，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
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比配。明人李贽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9]，公安三袁服膺其说；清人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明清小说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创全新格局的是《红楼梦》。
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加上童蒙读物流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以明清为最。
其四，“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西学东渐、中学西渐乃17、18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于清廷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清末以降，伴随西力东侵，马礼逊、丁韪良、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严复等启蒙思想家躬亲西学译述，使“西学东渐”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自治论、民族国家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激起波澜，学堂、报纸、图书馆等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王国维把“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必是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10]王国维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11]梁启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结婚”，以产出健美的“宁馨儿”，以强吾宗。(https://www.daowen.com)
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和广远影响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或显或隐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2]。中西文化激荡（既相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深度及难度（此辩在学理层面、社会实践层面一直延伸到今天）。
【注释】
[1]《孟子·尽心上》。
[2]《汉书·元帝本纪》。
[3]《军制论》，《亭林文集》卷六。
[4]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5]王夫之：《五十自定稿·长相思》。
[6]王夫之：《忆得·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
[7]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童心说》，《焚书》卷三。
[1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11]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1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