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中华民族”
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统称中华民族。
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中国古籍表述这一概念的有“民”、“族”、“种”、“部”、“类”等单字词，也有“族类”、“族部”（《说文》）、“民群”、“民种”等双字词。其核心单字词“族”，原义“矢锋”（箭头），引申为众。《说文》曰：“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众矢之所集。”徐笺：“矢所丛集谓之族。”集合意的“族”，演为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的专称。中国自古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左传·成公四年》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此之谓。
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双音节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以往多认为是从日本输入的。作为单一族群的日本人，在前近代已完整地具备民族诸要素（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故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一传入即迅速风行。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将“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对译英语Nation，19、20世纪之交，经中国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将这一新术语传入中国，故清末使用“民族”一词的学人多有游日经历。然而，考索词源，“民族”作为整词出现，并非始于日本。早在19世纪上半叶，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日耳曼人郭实腊（1803—1851）等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号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中，已创译“以色列民族”一语，此为汉字整词“民族”的较早出现。咸丰、同治间文士王韬（1828—1879）1874年所著《洋务在用其所长》中也出现“民族”一词。上述两例均在日制“民族”一词之前，但属于零星个案，并未产生影响。至清代末叶，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日制“民族”一词传入中国，逐渐为人使用，如1895年第二号《强学报》、1896年《时务报》皆有例证。1898年6月，康有为（1858—1927）给光绪皇帝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其有“民族之治”一语。1900年章太炎（1869—1936）《序种性》一书中有“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21]的论说。此后，梁启超《东籍月旦》（1902）、吴汝纶（1840—1903）《东游丛录》（1902）都使用“民族”一词，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更强调：“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提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其内容有“完备政府”、“谋公益”、“御他族”等。当然，多民族的中国较之单一民族的日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情况复杂得多，就清末而言，首先面临满洲贵族对数量巨大的汉族的民族压迫问题，孙中山（1866—1925）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便是以此为症结议论“民族”的，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又作系统阐发，虽有“排满”之议，却又有更宏阔的视野，并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对接。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超越“排满”，成为争取全中国诸民族共同权益，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思想，旧式民族主义正式向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民族”一词自此广泛使用，成为常用汉字词。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魏书》《晋书》多有用例。[22]“华”通“花”，意谓文化灿烂，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23]。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方位的中心性，突出文化上的先进性。1367年，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著名口号，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至近代，“中华”则逐渐成为指认全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梁启超1902年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有如下句式：
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这是在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性上指认“中华”的。(https://www.daowen.com)
由“民族”与“中华”组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现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梁启超1902年在上引同文中，首用“中华民族”一词，联系上下文，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的诸族之总称。此前在1901年，梁氏《中国史叙论》中多次出现“中国民族”，也指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总称。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是对朱元璋讨元檄文口号的袭用。与之同时，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孙、章此间所说“中华”和“中华民族”，均指汉族，这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与章氏的“排满革命”展开论辩的立宪派杨度（1874—1931），在《金铁主义说》中则从中国诸族文化共同性出发，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
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24]
此论扬弃民族的体质人类学标准，而取文化人类学标准，超越肤色、形貌等血统、种族属性，从创造共同文化、形成类似心理这一关节点上阐明“中华民族”精义。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倡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5]。此即“五族共和”说。1912年3月黄兴等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孙中山盛赞该会“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的宗旨。[26]李大钊（1889—1927）1917年著《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在中国诸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孙中山1919年著《三民主义》，阐述新的民族主义：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氏晚年力主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7]总之，经过近代以来历史进步的长期熏染，“中华民族”的涵义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现在人们普遍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铸造，费孝通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8]
在近代，逐步走出封闭状态的国人，面对西方列强进逼的世界格局，民族国家观念觉醒，这种观念既受到世界新思潮的启迪，又深植于中国诸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近似文化心理之中，诚如梁启超所说：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29]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自古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共存。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东北有乌桓、鲜卑、高丽、室韦、契丹、女真等，北方有匈奴、乌孙、突厥、回纥、蒙古等，西南有氐羌、吐谷浑、吐蕃、西南夷，南方有武陵蛮、僚、瑶、苗、黎等。经长期的民族融合、民族迁徙，形成中国境内今之诸族，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呈“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30]。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并不断传承、光大之。以文学为例，汉族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诸少数民族也有卓越的创造，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阿诗玛》等都是彪炳千秋的杰作。而且，在汉文学精品中，也渗透着少数民族的贡献，汉化蒙古人[31]蒲松龄（1640—1715）著《聊斋志异》、旗人曹雪芹（？—1763）著《红楼梦》便是明例。又如医学方面，汉族医术渊深博大，藏医、蒙古医也别具异彩，且与汉医相互启迪、补充。总之，现存56个民族，以及迁徙、消亡了的民族（如匈奴、党项、契丹等），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