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天道”契合
“人文”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于《周易》的贲卦的彖辞。贲卦（
下离上艮）讲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通过刚柔互相文饰的命题加以论证。其卦辞经文和彖传文字为：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传通过天象和人事两方面论证刚柔互相文饰的关系。天的本质不可见，而日月一往一来，交互错杂，文饰于天上，通过这种现象就可以认识天的本质。就人而言，有质（思想品质）与文（文明礼仪）的关系问题，通过文明礼仪可以反映人的思想品质，故“文明以止，人文也”——人的文明礼仪能止其所当止，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关系，能守其礼仪上的分寸而不逾越，便达到了“人文”境界。彖传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结全句，意谓观视天文日月刚柔交错的现象，就能察知四时寒暑相代谢的规律；观视人的文明礼仪各止其分的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使人人能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周易》中首出的“人文”一词，意指人际相互关系的准则，它的确立是仿效刚柔交错的“天文”的结果，却并非人格神的授意，同希伯来《旧约》中上帝耶和华向摩西宣示的神与人的约法大不一样。如果把《旧约》的法则称之“神文法则”，那么，《周易》的法则便是“人文法则”。自周代以降，中国便确立了与天道自然相贯通的人文传统，形成一种“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性格。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天道”与“人文”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彼此契合的。
第一，人文以天道自然为起点。
《周易》以六十四卦模拟万物，而阐明这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及诸卦前后相承意义的《序卦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以后又展开论述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就将人间秩序（人文）的开端归之于天地自然。
第二，人文法则出于对天道自然的仿效。(https://www.daowen.com)
《周易·系辞下》论述八卦的制作过程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里虽然讲的是八卦的创作，其实可以泛解为人类文明的产生仰赖于对天道自然的仿效。当这种仿效达到“极深而研几”的程度时，人类的创造便“与天地参”[6]，“与天地同流”[7]。对于人文仿效天道，老子归结为四个级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周易》乾卦的《象传》则说得更为简易，直接沟通天与人，强调人文对天道的效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认为“天”刚健强壮运行不止，“君子”观此象发愤自强，奋斗不息，以效法乾天之象。《周易》坤卦的《象传》又说：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认为“地”深厚柔顺，“君子”观此象增厚品德，承载重任，孕育万物，以效法坤地之象。这是《周易》中最重要的两段人文效法天道的名言。20世纪20年代、60年代、80年代，梁启超、唐君毅、张岱年等学者均用这两语概括中国文化的精髓。[9]
第三，以人为天地中心，“人文”是研究的重点。
中华文化系统以天道为人文的起点，又认为人文仿效天道而成，其讨论的展开部，并非天道而是人文。综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观天文以察时变”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展开成发达的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学，演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和展开部，《礼记·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也，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秘，而“文化”二字是“人文教化”的缩写，更集中表现此种格局。
中华文化精神的“尚人文”，极少论及人的个体价值，对群体人或社会人却给予高度估计，以整体人与天地并立，是宇宙三才之一。《周易》的《系辞传》将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称[10]，老子称人为“域中四大”之一[11]，《礼记·礼运》则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后，董仲舒更极言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12]这都是肯定具有理性的人在无限广袤的宇宙间卓然而立的地位，有了人方有文化的世界，“人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思索的中心。
总之，中华文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走的是一条“循天道，尚人文”的路线。这一概括似较“一天人”或“天人合一”更周全些。因为，中国古代固然有发达的“一天人”或“天人合一”思想，同时也有相当雄辩的“天人相分”论者涌现，从春秋时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到战国时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肯定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与人世间的兴亡治乱各不相与。[13]故而单以“天人合一”总括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显然并不全面。然而，“循天道，尚人文”则是大多数思想家和典籍所共同遵循的运思路径，《论语》、《孟子》及《易传》、《中庸》、《大学》系统自不必说，即使力主“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也既重视“天道”的探索，更强调研习人伦和制度，他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14]至于老、庄系统，其发达的“道论”突破以人格之“天”为最高主宰的世界观，又克服用具体物质（如金、木、水、火、土）解释宇宙本体的局限，提出“道”这个最高范畴，而“道”本身便兼及“天道”与“人道”两个侧面。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5]，此言如果指庄子只讲消极顺应自然，忽视人的能动作用，是准确的；如果指庄子把人道排除在视野之外，则不符合实际。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6]的“齐物论”，便是强调人道与天道的最高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对人道的弃置不顾。人所共知，老子有“绝圣弃智”[17]的反文化观念，庄子有“逃虚空”的出世倾向，但他们对人生世务的关切，仍然透现于《老子》五千言和《庄子》内外篇的字里行间。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18]表现出对人和社会事物何等深切的关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19]，又流露出何等宽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救世真心。至于庄子在“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困境中，仍然发出呼唤：“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却曲却曲，无伤吾足！”[20]则显示了何等坚韧顽强的求索精神。所以，与“天道”契合的人文精神，不仅存于儒、法、墨诸家，在道家那里也潜运默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