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文化的沉寂和复苏
各个民族和国度社会发展的大趋向虽然是同一的，但由于它们受到不同内外条件的制约，其前进的具体路径却呈现千姿百态的多样性。欧洲一些国家历经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建立，资本的原始积累顺利地得以完成，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接踵而至，这样，在十七、十八世纪，一批欧洲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文化越过文艺复兴这一朦胧的早春季节，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迎来了辉煌的夏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由于“耕织并重”的自然经济难以突破，与之相伴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也特别强固，它们共同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惰力，阻挠社会进步。此外，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农业社会的冲击，再次发生在明清两朝交替之时，长江三角洲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备受兵火之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惨绝人寰的战祸，使一系列繁荣的工商业城镇毁于一旦，这当然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严重摧折。综合各方面材料看，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才恢复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水平。因此，同欧洲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情形大相径庭的是，中国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过了“萌芽—夭折—再度萌芽”的曲折道路，整个社会的主体仍然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轨范之内，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向相吻合的是，这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也步履蹒跚，十七世纪曾颇有声色的早期启蒙思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却只回荡着零星的回音，这一阶段虽然也有戴震等人对理学的抗争，也出现过《红楼梦》这样从思想到手法都打破传统格局的文学巨著，但在文字狱一类文化专制政策的威压下，这一百多年间思想文化界是沉闷的，各学派间即或有所论争，但大都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围之内，“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46]。在“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的理学笼罩下，广大士子或者执意揣摩八股时文，以图仕进；或者陷进故纸堆中，一味迷恋训诂考证，讳言本朝政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十九世纪上半叶思想新鲜的龚自珍的这一诗句，表述了那个高压时代文化界的郁闷心情。十八世纪的学术出现了由“经世”向“逃世”退化的趋向，在这一百余年间，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47]这个学派虽然奉顾炎武为“开山祖师”，而且在考据的精密和条理化，以及考据的范围之广、成就之高等方面超过了顾炎武，但他们都缺乏顾氏那种“明道救世”的雄心，失却了“经世致用”的目标，而一味沉湎于古字古句的钻寻，“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48]。这种整理古文化的工作，同欧洲文艺复兴巨匠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相去甚远，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大师活泼、犀利、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相比，也有所倒退。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乾嘉间学者将微观考察、枝节剖析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在宏观研究和历史理论的建造上却很少涉猎。乾隆间史学家章学诚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同代人学风的流弊：“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49]
正当整个中国社会连同其思想文化界陷入“万马齐喑”的困境而无以自拔的时候，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东侵，中国这个老大的封建帝国紧锁的大门被外人强行打破，而“与外界完全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50]，这个“首要条件”一旦丧失，封建的中国这具“木乃伊”便迅速风化，面临着一种前所未见的变局。一些敏感的士人在“海警飙忽，军问沓至”[51]的刺激下，开始把视野由故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经历了文化潮流的大转变。(https://www.daowen.com)
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首先举起改变学风的旗帜。龚、魏等人青年时代都受教于乾嘉学派，但他们面对“世变之亟”，痛感考证之学“锢天下聪明知觉，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52]，他们对于清中叶一百余年间彼此对垒的汉学和宋学；都加以讥弹，并力图跳出其偏狭的格局，寻觅一种能够“经世救民”的思想武器。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他们一方面借助适于比附现实的今文经学，发挥《公羊传》三世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时政，力主变法以谋富强；另一方面，又复兴十七世纪的实学传统以求筹边、御外之术，发扬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向封建制度的种种病端开刀。清代文化主潮以此作契机，为之一变。此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陈炽、何启等人，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别从不同角度推进这个新的文化大潮，终于形成浩浩荡荡的“新学”洪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代新学乃是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的“复归”，正如梁启超所说，他本人及其同道们的学说，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53]。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论断，它对于我们把握中国近代新学的民族文化渊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这种“复归”、“复活”决不是对往昔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在封闭体系内实现的，而是在西学强有力的刺激下完成的螺旋式上升的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