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对上述种种分期方法加以评判，首先必须讨论的是，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中国文化史的段落。

显然，西方文化史的分期标准和分期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在西方文化史中，古代、中世纪、近代三段的划分，与欧洲的民族、文化、地域之特殊性有密切的关系。如西方的古典（古代）文化即是所谓“地中海时代”，以希腊—罗马文化为重心，中世纪文化则转向西欧，以拉丁人和日尔曼人的文化为重心，近代文化即所谓“大西洋时代”，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及其一支北美文化都先后成为世界文化的主角。显而易见，西方文化的三段式划分与其民族的兴衰、地域的转移互为表里，西方文化史的演进历程就意味着文化主角的更换和文化舞台的转移。换言之，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的历史主体——民族，而且又是活动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此种三段式的划分本质上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置之计外，如古代的日尔曼、中世纪的东方和北美、近世的印度和东亚以及澳洲等“域外”文化都为“欧洲中心论”所漠视。

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与西方文化大有不同，其相异之处在于，地域、民族、国家和文化这四者合为一体，同此一指。在中国，文化的整合通过国家集权来实现，文化的延续通过改朝换代来实现，文化的辐射通过疆域盈缩来实现，文化的涵化通过夷夏互动来实现。地域、民族、国家和文化这四者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使得中国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由于种族斗争之胜败和政治中心之转移而造成文化的突发性中绝或大空间转移，因而中国文化史也不能像西方文化史那样简单地划分为古典（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三段。中国文化自有其独自的成长、完善过程，中国文化史的阶段划分，也应自有其独特的标准。

我们以为，应当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虑：(https://www.daowen.com)

1.首先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独有的延续性和自我完结性。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几大原生文化之一，中国文化没有中绝或明显的突破，而是绵延不断，代有开新，汤因比所谓文明都要经过“萌芽”、“成长”、“挫折”、“解体”这几个阶段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文化并不适用。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说：“从广义的‘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东洋史有一套系统，但它的文化本质并不因时代而变化，而是与时代同时变得更广更深。”^[5]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也有“萌芽”（三代）、“成长”（秦汉）、“挫折”（如五胡乱华、元蒙、契丹、女真入主中原），但没有所谓“解体”的过程，即使异族入侵，也是“进入中国则中国之”，他族文化对中国文化一般都能认同，所以中国文化没有解体，只有“转折”或“转型”，即中外（如胡汉、中印、中西）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实现涵化、整合，从而达到中国文化的扩延、接力、传承。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对中国文化史进行分期便无从说起了。

2.只有关注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整合、互补过程，方可确定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因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缺乏必要的世界参照，便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梁启超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确很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从世界范围来说，16世纪以前，世界各文化间的冲突都是区域性的冲突，中国文化也基本以亚洲范围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冲突为主，这期间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文化与汉族文化间的往返冲突融会是确立中国文化史的主要坐标。中原王朝尽管军事上屡有挫败，但总体说来中原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处于高势位，每每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至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土，则导致古代亚洲两个高水平文化的交汇，中国化佛教及吸收了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的产生，成为东汉以迄宋明的重要文化形态。在世界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全球由分散走向整体，中国文化也不得不纳入到此种格局中去，于是有中国被动和主动的开放。同时，中国文化从中原扩展到东亚大陆，进而向亚洲其他地区辐射，以至发生世界性影响，这一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总之，这种文化的空间变化与时间推演互为表里，应当作为中国文化史分期的重要视角。

3.划分中国文化史的阶段性时应当充分观照到文化内涵的各个层面，无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行为文化和心理（精神）文化，都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和全面的把握。因为中国文化是这些层面的总和，中国文化史是这些层面协同发展的辩证过程，不应当以某一层面的文化内涵来涵盖整个文化史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有的文化史著作径称“将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或称“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去定义文化”，在这种视角下叙述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实际就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移植，也容易把视野局限于精英文化层面。实际上，中国文化自原始巫祭时代开始，就分化为雅与俗即官与民二途，二者一显一隐、一彰一潜，时而平行演进，时而交叉互动，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性，才使得中国文化史繁复多彩。从巫史文化到官学文化，再到后来的宫廷文化、官僚士大夫文化，这是雅（官）的一条线；下层民众的风俗习惯、时尚好恶虽然在历代正史中不登堂奥，但在新的文化史观中也应当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如文学中的国风、乐府、传奇、说书，都曾经由俗入雅，在中国文化史上放过异彩。雅俗之间平行发展又互相渗透，越到中国文化史的晚近期，越是趋于合流互融。如果不注意到此类现象，而仅仅将目光聚焦在观念形态层面的精英雅文化上，便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

4.还应当特别注意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运动规律。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随着中国文化的历时性演进，中国文化的空间中心也发生了渐进性的转移，这种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便很能说明中国文化史的历史阶段性。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既有重合的一致性，又有分离的互动性；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是相互重合的、但是也不尽然，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毫无疑问也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历史性转移。总体观之，中国文化的中心呈现出由西而东、从北徂南的移动趋势。在唐宋以前，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大致重合，沿渭河—河洛的长安—洛阳—开封一线作东西向移动。然而西晋以来，整个东亚文明的基本主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导致中原农耕文化的中心向东南转移。经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宋代的“靖康之变”，中国文运南移的过程基本完成。唐宋以后，经济转输和政治斗争的空间运作都不再作东西向运动而是沿运河一线作南北向运动，文化中心也稳定在南方地区，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所谓“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在上述过程中，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曾经出现过分离。但最后终至和谐。诚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说：“中国的文运不断南移，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南进的历史。魏晋以前中国文化的中枢在北方；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枢移到南方；东晋以后至北宋末年约八百年间，是中国文化中枢的过渡期。”^[6]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文化史的阶段划分应当充分考虑秦汉与魏晋之间的转折、唐与宋之间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