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尊君”
中国传统的宇宙论是围绕“天人之辨”展开的，讨论宇宙生成、终极关怀不离人文精神；而其政治论的人文倾向则表现为，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理念是从人伦观念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导向“忠君”，因而是一种“德治主义”的政治论，是以人为本位，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论。由此而展开“君民之辨”、“君臣之辨”，形成“民本”和“尊君”这样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政治学说以君权为本位的一体两翼。
民本思想兴起于周代，成于其时的《尚书》、《诗经》透现民本思想之处，数不在少。《尚书》载周武王的一个崭新命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6]，将“天意”归结为“民意”，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飞跃，与殷统治者无视民众意愿，一味借“天意”肆行无忌的横暴态度大相径庭。
春秋年间编辑成集的《诗经》，也有力地显示了“民”的力量。《诗经》中多有反映民众疾苦的悲愤之作。特别是国风中的《北门》《伐檀》《硕鼠》诸篇，呼唤出劳苦大众的满腹怨愤，发出对统治者的严厉警告。这样的诗篇被采集，并被广为传播、援引，反映了春秋年间民众的呼声已被社会所注重。
纵观晚周诸典籍，我们可以发现，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已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诸子大都卷入。
老子思想的主流是自然主义，“法自然”[47]是老子认定的最高境界，但老子在政治论方面又力主以民为本位。众所周知，老子有浓厚的愚民思想，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以难治，以其知多”[48]。这种返古愚民的思想，是老子克服“文化悖论”的一种设计。与此同时，老子又是一位深切同情民众的哲人，他提出“爱民”的命题，主张以“无为”的办法“爱民治国”，并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众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9]；他谴责“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是“不仁”，严厉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50]他还揭露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众的饥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51]。老子的出发点可能是复归质朴的上古，但上述言论确乎表明，这位深邃的哲人看到民众的苦难，也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并以为统治者万万不可撄其锋。他对统治者的告诫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已大不同于殷商时统治者可以任意处理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情形。老子的上述思想，是没落贵族采取的一种退守谋略。这种谋略正表明民众这一实体已被认识和重视。
儒家扬弃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将民本主义发展得更为鲜明。这在《论语》《孟子》中多有展示，已为人所熟知，此不赘语。(https://www.daowen.com)
至于代表“贱人”利益的墨家，则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高喊出“民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愤怒谴责“今王公大人”的腐化堕落，力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苦口婆心地劝诱当政者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不要搞贵族专政，“不党父兄，不偏富贵”[52]，并希望统治者采取“役夫之道”，“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墨子是真诚的，他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勤俭自饬，胼手茧足，摩顶放踵，利天下以为之。墨子是我国从庶众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思想的优长与缺失，正反映了那一时代庶众的认识水平。
晚周民本思想与殷商盛行的神权思想相抗衡，展现了中国人文传统的特有风貌。战国以后，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民本思想与尊君论又彼此交织，互为表里，分别在不同层面上为两千余年的统治者所用。汉、唐建国初年的帝王在开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局面时，便记取了孟轲“轻刑薄税”、“制民之产”一类训言。至于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作家在挥写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时，除了现实生活的启示外，晚周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里，可以发现《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53]的余韵流风。
中国人文传统中的君民之辨是以君为本位的，其向左翼伸展，而为民本主义；向右翼伸展，则为尊君主义。两翼共属君主政治这一主体。这两大主义取“共生状态”，都是农业—宗法—专制社会的派生物。这种社会既需要民众（以农民为主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和再生产，又需要在高度分散的小生产者组成的村落、城镇之上，有一个威权无限的专制帝王去统合政治、教化、军事、财政。于是，从农业—宗法—专制社会的主体伸展出民本论和尊君论这左右两翼，两翼齐飞，君本位便得以平稳翱翔，国泰民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其典范），如果一翼发生故障，君本位则有可能倾斜以致覆亡。
汉代以降的儒家大都力图综合“民本”、“尊君”两翼，但尊君论色彩较先秦原始儒家更浓厚。董仲舒便赋予尊君论以神学色彩。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54]又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55]把君描述成天与人之间的媒介，君的职责是代天宣化，臣民则应当像顺从天那样顺从君。不过，董仲舒仍以“天”制约“君”，君权仍然不是无限制的；唐代韩愈进一步设计君、臣、民三者的社会使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56]大倡尊君抑民之说。此后，二程、朱熹等宋代理学家以更加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为“君权神圣”作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但理学家以“帝师”自命，企图以“道”教君，故其尊君论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尊君论在先秦时代与民本论相互渗透，浑然一体，那么，自战国后期开始，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的愈益强化，尊君论与民本论相统合虽然没有中止，但二者分道扬镳则是主要倾向。随着尊君论与民本论对立性的发展，尊君论自秦汉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更发展为绝对君权主义，民本论日益受到尊君论的排斥与压抑。君本位的两翼失衡，已渐成大势，而处于“在野”地位的民本主义逐步演为君主专制政治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