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然而，它总会出错。”　　　　　　　　　　　　　——门肯（H.L.Mencken）

安全是一个复杂且富有争议的概念，它承载着情感，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观点，即当某人——个人、帮派或群体，或国家——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肉体或生存时，安全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一个持枪者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向你索要钱包甚至威胁到你的性命。想想这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伦敦和柏林遭到敌人的飞机和炸弹轰炸时，两地的居民都体验了这种恐惧；再想想日本广岛的幸存者，广岛是第一个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城市；再想象自己置身于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纽约市民亲眼目睹了世贸中心的坍塌，更不要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通过电视实时直播见证了这一惨景；再想象一下1994年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恐怖行动，胡图族极端分子使用原始的弯刀和栽花的锄头，发起了一场种族屠杀，三个月内估计多达80万人惨遭杀戮。[1]

虽然几乎没人会质疑这些案例蕴含的安全威胁，但是许多人会把安全的意义延伸至其他的价值观和利益中。他们将安全术语运用至由全球变暖引起的环境破坏；或者发展中国家中数十亿人为生计而奋斗；或者人权保护，避免反复无常的监禁、虐待或种族屠杀。对这些观察者来说，这些相互竞争的安全图景是非常真实、紧急和具有威胁性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甚至超越了与安全有关的暴力和强制性威胁的概念。[2]

我们应该在哪里划定安全研究的界限？哪些内容应该被包括或者被排除？如果对安全进行一种宽泛、包容性的理解，并将这作为研究起点，加上观察者思维中与之相关的事务，那么就相当于说，几乎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利益如果被有影响力的党派视为一种威胁，都将是一个安全问题。在界定安全时，我们可能太过包容，以致我们面临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安全的定义会阻碍和妨碍我们追求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类关切。相反，如果采用一个较狭隘的安全概念，把它仅等同于武力和强制性威胁，我们可能排除了对安全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体和因素。

就安全的定义达成一致将不是一件易事。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共同基础，否则我们会就不同的事情争论不休，并把它们视为安全问题。我们将在不知不觉中依赖概念过滤器，来思考什么是安全、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各种完全不同的折射的图景也将呈现出来。本书试图帮助你思考安全问题，并把安全视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自主领域，使你掌握基本的概念工具，把安全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并在进行专业性评价以及做出安全政策选择时运用这些工具。我希望读者来评价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评价的标准是：它能够帮助你解释和理解国际安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联系；它能够让作为既是开放社会的一名公民又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全球化世界的成员的你使用这些知识，并从中受益。

路线图：本书的组织结构与基本原理

我的任务是使你相信我对安全的理解是有道理的。更具体来说，我希望展示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借助本书中对当今安全研究中备受关注和重点运用的主要思想流派的归纳，你能够评价这些不同的理论主张。一旦你懂得了评价这些不同理论立场的诀窍，你就能够在安全研究中形成你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三章组成，为评价七种安全思想流派与实践奠定基础。第一章是各种思想流派与实践对安全的宽泛理解，对安全这一人类关切与国际关系进行了区分。本书旨在将安全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现象，在内涵上既包括人类及其代理人使用武力和强制性威胁，也包括将这些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交往转变成非致命性的、双方自愿的交往互动。这一孪生并且互为竞争的动机抓住了人类及其代理人以及人类社会在相互依存的社会交往中所施加的隐式选择，也就是说，是否使用武力来确保交往互动中所偏好的结果。

一个具有包容性、可靠的安全理论必须包含行为体所设计和依赖的非暴力的手段和战略，以减少并潜在地克服诉诸武力和威胁解决冲突的动机，并促进合作。换言之，从事安全研究的学生将不得不通过国际政治的视角发展出一个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如果缺乏这一雄心勃勃的抱负，那么我们追求安全的知识将在三个方面存在缺陷。

第一，确定谁定义的安全概念更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性（和规范性）问题。由行为体来定义，进而描述、解释、预测和理解他们的行为，还是采纳理论研究者、政策分析家和安全决策者的观点呢？本书赋予人类及其代理人这些行为体以特权，例如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它们的思维、决策和行为是最重要的，本书分析它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解决安全议题，它们对安全有着怎样的认识，以及它们如何应对和解决安全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优先性在不同安全思想流派的争论中通常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不同思想流派有不同倾向，只展示其所选择的安全概念，好似其安全概念就是行为体对安全的所思所为，事实上，行为体把安全视为一个多层面的议题。本书试图将行为体置于中心位置，并通过考察不同的思想流派如何贴切地揭示行为体的所思所为来对其进行评价。

随着讨论的进行，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清晰：为揭示行为体所考虑的安全议题，我们需要对安全现象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应尽可能清楚勾勒出行为体所持有的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安全认知和观点。从安全的宽泛定义看，它包含了行为体在应对安全要务时所有可能的选择和行为。这一定义假设，当相互依存的行为体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从他人获取其想要的东西时，安全作为一种人类经验和现象就出现了。从原则上说，对于安全的这一理解足以包含在某一情境中，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选择和行为都打上了“安全”的标签。从安全的狭义定义上看，它局限于使用武力或者寻求和平，而这将遗漏一些关键点，更糟糕的是，这一定义承载了研究者的兴趣与偏见，而不是赋予行为体特权。

第二，如果在安全研究中不采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定义，我们将冒着篡改历史档案的风险，安全问题始终在历史档案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充分地展示了行为体对武力和威胁的依赖。这尤其适用于国家，因为国家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历史中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如果排除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过去殖民地人民为民族自决权的武装斗争，那么任何对20世纪安全问题的反思都是不合格的。相反，我们也认识到满怀仇恨的敌对双方也在学习如何与对方和平相处。“二战”后的法国和德国、大革命战争爆发中以及1812年战争中的美国和英国就是例证。这些国际行为体在创造社会动机和制度来管理甚至克服彼此在根本利益和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等方面，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智慧和想象力。正如一项广为援引的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所证明的，国家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长期共存，和平而非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3]另一位在国际上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也认为，1815年到1914年欧洲国家间保持长期和平的原因可以通过主要政治家共享观念来解释；在拿破仑战争中，交战各方无论如何相互视为敌人，在认为战争本身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家和帝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等方面都是有共识的。[4]

第三，政策分析家和决策者应铭记使用软权力和硬权力实现自身目的的潜在效力。[5]当面临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这样的意志坚定的对手决心使用暴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他国及其人民时，受到威胁的决策者缩小其应对之策，采取对抗性武力与侵略者进行战斗，是合情合理的。同样，几乎没人会指望恐怖分子成为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和平谈判使其释放被绑架的无辜平民。

通过对其他案例的考察发现，片面地将使用武力视为安全的研究路径是错误的。持续威胁可能会使一个或更多行为体叛变，甚至诉诸武力、引发战争，但是相互竞争、高风险的利益也能通过非强制性解决方案而得到最佳化解。例如，如果国家及其民众都意识到武装冲突可能会阻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就能预测当今欧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们即使彼此间在政策关注点上存在深刻分歧，也会自愿地认可市场运作与竞争规则。甚至像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看起来难以和解的敌人，也能达成军控与裁军协议，限制全球对抗和军备竞赛，并约束其代理人和盟友，阻止地区冲突升级成一场全球性冲突。[6]这些案例满足了案例检验的标准。在这些案例中，虽然强大的动机促使各方诉诸武力，但是行为体却选择了非暴力手段来管理或解决安全争端。

第一章接下来界定了人类行为体及其代理人之间交往互动的四个层面，以及在各个层面使用武力或者强制性威胁的动机所起的作用。这些交往互动层面对于区分每个层面上驱动行为体行为的首要行为体及其要素具有重要意义。随后被讨论的安全理论流派可以通过重要性和显著性程度进行区分，而重要性与显著性的程度则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与其他更多分析层次的关系相关。第一章以讨论相关标准来结束，并通过这些标准来评估不同思想理论流派的不同主张及其在安全研究中的地位。这主要依据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方法论进行检验。这些方法论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评估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第二章为读者介绍三位理论家，他们对安全研究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卡尔·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思想家。他们创建了安全研究，并把它作为人类思考、决策和行为的一个独立范畴。他们为安全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根基；探讨了安全研究历经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考验而普遍运用的潜力。虽然人类几乎没有停止对安全问题的思考，但在学习如何思考安全问题上，这三位理论家的研究提供了颇有助益的起点。(https://www.daowen.com)

从大量获取和积累知识的意义上说，安全研究也是一门学科，这一观点得到了上述三位思想家的认同。因此，我们需要让七种不同的安全思想流派接受一个共同的检验，进而看看哪一种思想流派具有最大的解释力。第三章开发了一个冷战“实验室”，用来验证和评估这些思想流派。评估它们在解释1945—1991年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以及结束两极体系等方面的能力如何？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本书第二、三部分运用了拉卡托斯的标准来检验每一思想流派的解释能力。

如果某一种安全研究路径或者安全理论在解释冷战的开始、演变和结束时存在缺陷，那么我们对它理解和解释当今的后冷战世界的可信度就会失去信心。其原因如下。第一，冷战是全球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无论全世界的所有民族和国家愿意与否，均被卷入这一霸权争夺战中。第二，它向全世界的所有民族强加了一个最高的赌注。超级大国之间一场毫无保留的核战争将能有效地摧毁各个国家以及绝大多数的民众。当超级大国按下“世界末日机器”核武器的触发器时，具有致命性的放射云将会在数十年内笼罩全球，并将杀死或者伤害无数的甚至数以亿计的民众。[7]任何有可能灭绝地球上人类生命的武装冲突，直观上符合相关检验把安全问题置于首位考虑的要求。第三，冷战虽然是一场致命性竞赛，但是它出乎意料地并没有以此方式结束。五百年前，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势不两立的民族国家为争夺主导权，通常以战争来决定谁来坐第一把交椅而终结。这也通常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大国间冲突的记录历史悠久，据报道20世纪1亿多人卷入其中，数百万人遭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但是冷战突然出人意料地结束了，并且几乎没有费一枪一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任何真正的安全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这一令人意外的结果，并能解释后冷战时期国家的转型与行为方式。

本书第二部分的结构很明确。第四章评估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并通过冷战来检验这些思想。第五章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与安全观进行了类似的批判。第三部分的讨论从上述研究范式作为安全的理论以及作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出发，呈现出两种界定宽泛且相互竞争的研究路径，以发展、检验和验证当前盛行的研究范式。虽然两大阵营的学者可能存在冲突，但他们在第二部分所讨论的关于安全理论问题化方面却是盟友。作为重要的方法论、认知论、本体论工具，来评估不同安全立场的主张，这些研究范式是非常有用的。

第六章集中研究了行为主义，有些人可能更愿意称之为理性选择，或者基于经验并受经验驱动的关于安全理论建构的研究路径。大体来说，行为主义者关注能够被其他研究者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数据进行观察、计算、衡量以及可重复的研究。遵循这一传统的学者所倚重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第七章介绍建构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富有争议的学派。建构主义内部不同的派系虽然在如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但是它们在批驳当前盛行的研究范式和行为主义路径不能充分解释或理解安全问题方面是一致的。所有派系的建构主义者试图解释行为体如何建构它们的身份与社会结构，进而界定和追求其利益、目标和价值。他们认为，理解行为体重新确认、转变和改革自身身份和社会结构这一不间断的进程，是解释安全关切生成与解决的关键。

本书认为，每一思想流派都有所建树。也就是说，出于社会效益与个人效益的考虑，这些思想流派理论的使用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他们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来解释国际安全问题时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如果我们能够谨慎地、有区别地运用这些理论，那么它们都能够提供某些洞见，无论这些洞见多么的悲观或者不足取。[8]我们将看到，每个理论都能够解释不断演变、发展的国际安全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也将看到每个理论的解释存在缺陷。正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每种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的不同派系通过对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进行选择性观察这一方式，来解释安全问题。有些人抓住了尾巴，从而宣称这一野兽是蛇或绳子。还有人摸到了大象的肩膀，从而说它是一堵墙。而其他人摸到了大象卷曲的鼻子或者感受到了象鼻流出的水，他们由此得出了这一物体是喷泉的结论。在评估这些不同的安全研究范式时，我们应该令人信服地超越这些安全研究范式，去“观察”整个大象，也就是说，综合理解安全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尝试这样去做吧。

爱德华·A.库罗德兹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