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选择使用武力：修昔底德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其他两个案例与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大战有关，这也有助于诠释这些问题。检验欧洲国家及其各民族在“一战”和“二战”前可获得的选择有着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类似于米洛斯人对话，“一战”前所有欧洲国家为全面战争展开军备竞赛，一旦出现敌意各方就快速动员军事力量，并设想在一场短暂战争中快速且决定性地打败敌人。[31]某位研究者观察到，大国间战争可能受到一种“进攻主义狂热”（cult of the offensive）的驱使。[32]这些计划达到了如此严谨的水平，以致当政治谈判破裂时，作为对奥匈大公（Archduke）暗杀事件的回应，奥匈决心把它的意志强行施加给塞尔维亚，先发制人地打击以赢得一场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这压倒了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的所有努力。

通过共同磋商而达成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在维也纳体系形成之前就已成型。[33]从1815年至1914年这一百年内，这一体系有效地阻止了欧洲大国之间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通过妥协与和解达成的政治解决方案却被视为绊脚石。误入歧途的军事规划者和政治领导人坚信，一个政治性解决方案应由一场军备竞赛所决定。[34]鉴于敌人所生产的大量武器以及战争准备，他们把其他战争解决方案视为无效和危险的。所有国家都像雅典人在米洛斯那样行事。大国间共同的认知已经把妥协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正在争夺霸权。任一大国或者大国联盟如果控制了欧洲就能统治世界，因为在西半球之外，欧洲帝国主导着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欧洲的政治政权受到流行观念的煽动，致力于恢复欧洲国家的传统习惯，通过诉诸武力把它们对欧洲及其世界秩序所偏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敌人。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共同的政治和解是否能够很好地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当然，战争并没能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一全球性冲突（global conflagration）中诞生。

反之，和解与妥协可能也无法一直发挥作用。面对敌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扩张和争夺主导权，为战争做准备可能是阻止或者制止战争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作为事后诸葛亮（in hindsight），我们所知道的是，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自由民主政权试图与纳粹政权达成一项协议，但被证明是无效的。对德国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绥靖的努力被柏林解读为软弱的信号，这很像雅典人的预测，如果他们不攻打米洛斯或者迫使米洛斯加入联盟的话，他们的盟友将质疑雅典的权力和决心。自由民主政权对纳粹德国妥协，承认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说德语的领土，这些努力却只是刺激了德国人的胃口，德国于1939年9月突袭波兰。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前夕，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没能阻止德国的侵略步伐。这一条约使得德国免于两线作战，并打通了德国在1940年春占领西欧的道路。一旦西线得到保障，德国立即对苏联发起了一场袭击。

如果德国的安全威胁没有被一个有着深深裂痕的联盟——自由民主国家与一个集权主义的苏联——所打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将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是由一个宣扬种族优越论的纳粹德国统治的欧洲和世界。德国的种族身份，而不是大众选举和人权，在纳粹强权的支持下，将作为国际法的原则而被载入史册。纳粹德国强加给欧洲并称霸欧洲与世界的决心，迫使其他国家做出通过全面战争反击德国战争机器的决定。纳粹德国、西方民主国家以及苏联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彼此看到的是镜像（mirror images），且不说其中价值观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西方民主国家、共产主义苏联与纳粹德国界定了它们之间存在共同但不相容的安全利益，进而降低和标准化它们在战争中的偏好。每个国家宣称对敌人发动一场结束一切的决斗或者战争，这就把一套共同的限制强加给它们，图谋使用强制性手段去战胜敌人。乔治·凯南观察到，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结盟，先后打败了德国和日本，迫使它们无条件投降，也是通过其他手段的“纯粹战争”。[35]全面战争在广岛、长崎核武器爆炸中达到了顶峰，它也是压上了所有的赌注，即统治世界。(https://www.daowen.com)

这两个安全困境案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案例分别建议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安全问题：一种方法是政治解决（political settlement），另一种方法是全面战争。这也表明，在解决和临时性解决安全问题时，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选择的范畴。如果遵循维也纳体系的解决方案，运用和解与妥协机制，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能够避免。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帝国政策没有遭到侵犯，不以牺牲开放市场为代价的话，那么开放市场将促进经济间相互依赖，把欧洲各族人民的福祉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抵制战争的社会体系。但是，为了打击一个意志坚定、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只有相应地使用武力才可能制止战争，打败侵略者。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案例证明了安全困境，阐明通过诉诸武力解决人类之间、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所面临的难题。它们并没有就应该遵循哪种做法提供清晰且毫不含糊的证据和指引。它们明确警告知识丰富的安全实践者考虑使用暴力的危害性以及保持谨慎的必要性。有时候，武力支持下的妥协与和解，也是确保安全的明智做法。在其他时候，武力必须受到武力的制衡，虽然这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会把敌人逼人一条很可能导致其自我灭亡的道路。

后续的章节表明，安全理论者、战略家以及决策者要么试图完善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霍布斯、克劳塞维茨和修昔底德是其典型代表，要么试图超越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逃离安全困境，至少减少投降和全面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本书介绍这些不同理论阵营的主张以及它们对安全困境提出的含蓄或者明确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使你信服某种理论的对与错，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中，相互接触的行为体共同依据具体情况而做出安全决策，对它们的敌人和盟友做出妥协。任何变量的改变都会使适用于某一历史案例或者环境的安全研究范式发生变化。本书试图帮助你独立思考人类存在根本性争议的思维、决定和行为的范畴，目的是帮助你参与这一争论并选择遵循某一理论路径，而不会命令你选择某一理论路径。每种安全理论流派都会提出不同的思考和可替代性选择，这大概能为你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