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者

所有建构主义者观点的解释力大多在于它们对经验主义者的发现提出质疑。建构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都不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冷战的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与恐怖平衡看上去好像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冷战却突然地、出乎意料地结束了。温特认为（也得到自由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认可）国家体系更接近于洛克模式，而非霍布斯模式。无政府状态不是一种给定的状态，而是由国家身份的变化所建构的。随着国家的身份发生变化，它们的理论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应地支持一种霍布斯式、洛克式或者康德式无政府体系。

现实主义与温特的体系研究方法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在此，其他的建构主义者就联盟解体问题比温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克拉托赫维尔的假定是：苏联国内政治爆发了合法性危机，而在国际上，华沙条约组织也发生了合法性危机，这都为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分析路线。体系变革是源于苏联政治体制内部发生根本性变革及其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干预实践。

迈阿密学派走得更远。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旨在修复共产党在国内的特权地位，同时也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一个战争体系的性质。库芭科娃及其同事并非像克拉托赫维尔那样，对国际政治的奥地利化以及它所依赖的战争体系进行一种逆转，他们在一个全球性战略框架中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全球性战略框架把国内与对外决策作为一个统一且单一的行动领域——这一区分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建构主义者解释力范畴的扩大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温特集中研究的国家体系变化，或者可以说，克拉托赫维尔和其他温和建构主义者对冷战结束的解释仍然停留在传统外交与国内政策分析的概念范畴。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形式的建构主义都把施动者驱动变革的权力重新引入社会分析之中。观念、价值与施动者身份使得社会理论重新返回去研究人以及人所建构的关切。这些观念、价值与施动者身份不能轻易地或者轻松地被还原为其它理论主张所依赖的物质限制。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把施动者的主观思维状态客观化为意义与价值主要传播媒介的这一挑战，无论多么令人生畏，建构主义者在安全问题上都持一种公开辩论的态度，坚持认为施动者及其自我身份的自我反思与自反重新界定了作为社会变革的传播媒介。建构主义者提出一种防御性观点，认为社会分析不应把人类思想及其行动还原为证实和迎合主流理论，或者按照它们自我强加的、强求一致的方法论和证据限制来裁剪人类思想。社会分析本应被用来解释行为体的行为，理解行为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支持研究者研究工具的发现。就这一点来说，温和与激进建构主义者把个体行为体，而不仅仅只是国家，带回社会分析之中。[78](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事实”是：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改革与民主化的改革政策旨在挽救共产党与苏联，但他彻底地失败了。除了温特与克拉托赫维尔之外，其他温和建构主义者对这些事件也没有提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只不过是重复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引证苏联行为发生的变化，并谈到了合法性危机，但是他们对以下问题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解释：这些新的政治事实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它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引发特定的改革政策与进程？这些日益演进的转变会带来什么后果？温和建构主义者并不能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仅仅只是提供了二者之间存在某一种关联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迈阿密学派的确是迎难而上，提出了与建构主义苛评相一致的命题，即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在其深受影响的社会环境中是“理性的”行为；正如建构主义者所言，这也为他“对世界施加影响”提供了机遇。[79]库芭科娃对所有的反对者、建构主义者以及非建构主义者发起了进攻，认为“同这些观点进行辩论将会导致大家的思想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弯，即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任何苏联领导人将会一致同意把国家突然推向一种混乱的过渡状态，而苏联已经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状态之中”[80]。

这一分析把戈尔巴乔夫“视为”社会结构中一个“理性的”行为体；而该社会结构不仅塑造和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身份，而且还为他通过改变体系与其处境来挽救该体系及其在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动机。但是，库芭科娃没有解释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选择推行将摧毁这一体系及其个人权威与权力的政策。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中那只不吠的猎犬一样，这一分析中令人尴尬的缺失环节是，没有确定最终摧毁戈尔巴乔夫及其引以为傲的体系的推动性社会力量；而本书中所提及的其他研究范式都赋予这些推动性社会力量以特权地位。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中，最好的推动力是西方开放的市场交易体系及其对全球技术创新与科学发现网络的依赖，而这超出了所有流派建构主义者的思考范畴。结果就是，这一改革进程被解释为“新思维”，好像它完全不受影响，并且同强大的物质诱惑以及人类进取与创新这些知识和生产体系的引诱绝缘；但是，这些社会结构的作用并不亚于观点或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