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证伪
我们如何知道哪一种安全思想流派是正确的呢？哪一种理论或者理论方法最能描述、解释和预测相关行为体的思想和行动呢？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否区分安全研究中关于霸权的不同理论，以及作为开放社会的成员，我们能否最大限度地以这些理论的视角和概念工具为指导，有效且高效地解决一个拥有200多个民族国家、60多亿人口的多元化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安全难题。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像大量的安全研究一样，“理论”在社会科学中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虽然许多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很自信，坚信自己在理解什么是理论以及如何使用理论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本书有关安全思想流派的研究综述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在各种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中，能否找到一个有效且可靠的理论仍存有争议。如第七章所言，许多建构主义者甚至否认存在一个客观的、基于经验的人类行为理论，尤其是安全理论。又如第六章相关内容所言，行为主义者坚持认为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能够成为一门科学。
尽管本书并未宣称能够最终解决安全研究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竞争问题，但它谨慎地解决了理论中棘手、复杂的问题，建议我们应该采用安全研究中业已运用的战略。为保持完全的公开和透明，我假定我所坚信的要素是一个安全理论的核心属性，而本书基于这一立场来评估和验证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者所提出的各种存在争议的观点。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著作与之密切相关。后面展开的讨论将采用一套标准；这一标准基于拉卡托斯对理论证伪所做出的革新性且得到广泛认可的贡献，从而指导了对安全理论的评估。这一举措也有助于帮助读者自己决定投票赞成哪一种安全理论。
莫里哀（Molière）是17世纪法国的喜剧作家。他写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关于一个装腔作势的商人的戏剧，也就是《醉心贵族的小市民》（Le Bourgeois Gentilhomme）。戏剧的主人公装腔作势地聘请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雄辩家给他传授高雅文化，而他粗俗的出身却与之格格不入。几节课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他正在谈论散文”，从表面上看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荒谬吗？当然，因为说话就是在谈论散文。这与理论有什么关系呢？每一个都息息相关。无论我们知道与否，或者我们是否准备好承认这一自然倾向，或者嘲笑它与实际事物毫不相关，我们都是理论者。读者一定在“践行理论”（doing theory），因为你如果不热衷于理论，就不可能读完本书。
让我首先说服你认可这一点，成为人就是在“理论化”这个世界以及自身。许多坚信实践总是打败理论的人抵制这一观点，他们坚信理论是无聊的猜测，实际上也妨碍了我们恰当地完成大多数事情。以过马路这一小事为例，你对过马路有什么理论？你如何确保一项完美的、百分之百安全过马路的纪录？一旦交通灯由红变绿，虽然你拥有合法的权利能直接过马路，但你会这样做吗？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将一定是某人的过错。假设你的目标是更高的要求，也就是避免发生意外或避免伤害到你的生命与健康，而不仅仅是合法，大多数读者在过马路之前通常会看看马路两边，并继续对未能预料的意外保持警惕，比如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从看不见的车道驶来，同时在过马路时也确信将能安全且健全地抵达马路对面。
你拥有一套过马路的“理论”！它能有效且高效地描述、解释和预测你的行为以及其他影响你安危的相关要素。在帮助你适应日常过马路试验方面，它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你的理论假定其他的行为体，比如各类车辆的驾驶者、骑脚踏车者、操作重型设备的工人，可能忽视你过马路的权利，并且把你撞倒。基于学习、经验以及习惯，你自动地计算这些行为的可能性，在过马路时把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你即时的观察、你走路的速度以及进展相关联，并持续地更新你的观察与计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行为，直到你抵达马路的另一边。在整个过程中，你行动领域的范畴是清楚的，即从马路这边到马路另一边的地理距离。通过严格地依赖你业已形成的过马路理论，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你安全过马路的成功率，它所预测的事实与可能性的确比你过马路仅因为交通灯变绿而你拥有合法通过权这一事实更加可靠。
随便看看表1.1就能非常明白，发展一种安全理论比过马路面临更加严格且令人却步的挑战。安全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是进行精确描述、解释和预测的主要障碍。对于诸如安全这种现象，做出精确的概括是很困难的，因为安全的实质与形式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中是不同的。尽管所有这些目标在过马路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但是在安全研究中符合理论标准将更加棘手和复杂。安全涉及大量的行为体及其决策与行动的范畴，以及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诸多手段——安全还涉及不同层次的行为，在发展一种安全理论时，所有这些突发事件都纠缠在一起，并阻止安全理论成功地描述这些事件。
安全理论者早就知晓这一分析层次的问题。[63]表1.1建立在得到广泛认可的实践之上，科学家或者观察者选择一个分析层次，并对之进行密切的关注，但很难一直控制行为体及其行动领域，并将此作为解释其安全行为的前提条件。在一项给定的研究设计中，坚持一个单一的分析层次，会使得数据与证据收集能够限定在一个潜在可靠的研究领域中。
采用这一研究战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我们必须含蓄或者明确地假定除了所研究的变量，应该把其他所有的变量控制为常量。这些研究变量可以变化，以评估它们影响离散结果（discrete outcomes）的显著性。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界定其考察范畴之外，把所有分析层次、行为体和要素输入控制为常量，好像这些力量不发挥作用。严格的研究者非常小心翼翼地界定这些概念边界。他们当然也意识到设定条件可能受到非可控因素的强烈影响。在研究设计中，诸多没有得到解释的变量可能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试图描述、解释和预测的行为体的行为。但是，这一复杂的问题要求采取一种更单纯、更简洁的研究方法来控制变量。当然，这一旨在解决变量控制问题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存在风险，扭曲另一种研究方法所寻求的真相或者知识。试图解释太多往往只有少量的解释力或者毫无解释力。相反，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存在一个重大困境：分析者假定的概念和方法论限制都是可突破的。控制为常量的行为体和要素仍继续在发挥作用。只有当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时，含蓄或者明确地启用某一条件，从而使现实中远离真相的事情变成现实，那么，对有关行为体行为的概括才是正确的。
本书所涉及的理论者已经含蓄或者明确地就分析层次做出了重要的选择。理论者建议以此为基础，发展有关安全、行为体行为的知识。这些知识把空间、价值观、目标与利益概念化，并把这些知识归因为行为体及其行为范畴，大体上看，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交易中，它们依赖强制或者非强制手段从这些交易中得到其所要的结果。例如，现实主义者重点研究国家及国家间关系。所有其他的行为体从属于这一分析层次的选择，尽管其他的行为体，例如公司、社会运动或者恐怖分子，对国家的安全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了这些影响。其他的全球社会体系，例如市场和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大科学（big science），也影响国家的行为。深思熟虑的现实主义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限制，但是他们都在界定安全问题时，谨慎地选取他们认为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在字面表述上把世界上的其他变量设为常量，并对之进行控制（at bay）。[64]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与现实拉开距离是为了阐述现实中某些“真正的”事情。所有的理论者都这样做。发现这些理论局限是想要成为安全理论学者的人必备的核心技巧之一。
既然社会科学家迄今仍未发明一种解决复杂的社会事务与交往互动的工具，那么，选择某一分析层次是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用以解决如何生成可靠的理论这一棘手的难题，从而解释我们正在观察的事物，并使用这些知识来适应人类所面临的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接下来，第一步就是有抱负的安全研究者和理论者必须承认其所拥有的知识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从一个特定的理论研究路径中取得进步，“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将忽视某些核心的行为体和要素。已拥有的知识将被严格地放入研究者所做的限制和假定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既然社会科学家被迫简化他们所观察并予以解释的复杂现象，那么，我建议读者不仅要评估不同理论流派的知识主张，还需要评估其研究模型所依赖的假定。作为安全政策研究的一个指导原则，能够确认或挑战某一理论的假定是一个有力的重要工具，用以评估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及其效用。如第四章所言，许多老练的理论者，例如肯尼思·沃尔兹，一旦他们关于行为体行为理论的、限定严苛的假定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有通过攻击理论者对行为体所设的假定，以及框定其理论范畴的参量的有效性，才能成功地挑战该理论。因此，安全研究不仅需要对一个理论的研究发现提出质疑，还要质疑理论本身的建构。这一双重责任证明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评论：“只要我们的命题是确定的，它们就不涉及任何现实的事情；而只要它们的确涉及任何现实的事情，它们就不是确定的。”[65]在对人类行为及人类社会的有限观察中，如果对安全进行一系列清晰的概念限定，科学家就能够真实准确地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但是这也面临着证伪现实的风险。
这就使我们考虑证伪问题。搜寻历史或者选择事实与事件来支持某一命题或者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这将会忽略或者不予考虑那些破坏或者削弱有关知识主张的事实与事件。一项要求更高的任务是：寻找数据或者求助于其他持不同且相互矛盾观点的理论，来证伪我们的想法是正确且有效的知识。观察者可能也会乐于就这些事实或者事件达成一致认识。第三章验证了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并试图呈现冷战这一“事实”。没有人会对此持有异议：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已经结束，而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解体了，并分裂出15个加盟共和国。不同安全理论流派的争论焦点是解读解释性变量对这些结果所表现的相关性和显著性。事实有不同的重要意义，这取决于概念过滤器（conceptual filters），通过概念过滤器来过滤事实。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关注军事力量，声称西方国家中拥有不断增长的绝对军事优势的国家将赢得战争；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主要注重解释自由市场机制对行为体选择的交感效应（consensual effects），认为更高的生产力、效率以及一个开放交易体系的创新迫使苏联及其计划经济适应最好的西方实践，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本书假定，获得世界的客观和可验证知识是可能的，具体包括物理、生物和社会性知识，但是获取的知识总是部分的、不确定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尤为难懂。反之，物理现实与力量变化有关，例如大爆炸对宇宙演变的影响；这些力量对它们的效果和影响既没有内在自觉，也没有自我决定变革的能力。然而，这一逻辑并不适应人类的思考、决策和行动。人类能够且的确影响自身的行为，并改变自身的方式来适应新条件或者接受自我界定的新价值观。这些反思性和自反性属性使得我们试图对人类行为及人类社会做出一般性概括的努力变得极为复杂，尤其是对如何在不同时间与环境下处理或者解决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这里并不是探究这一难题的地方，我们应该找到某个能够更加充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地方。[66]以本书为证，我坚持认为，就安全问题获得部分且不确定但仍然可信且有效的知识是可能的，但是这些知识必须接受永不休止的验证和挑战。
如果证伪一个有关安全的理论或者命题是直接目标（immediate aim），安全理论者在枪口下不断地反思他的假设和发现，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对安全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不间断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或者最终的产物。从这一视角而言，无论它是实验性知识还是客观性知识，有几个指导方针能够用来挑选不同的理论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地理解这些理论正在试图回答的问题。请记住，此处的核心关注点是：解释行为体为什么选择使用或不使用武力或强制性威胁来获取它们在与其他行为体交往互动中所偏好的结果。从不同且相互冲突的研究视角来看，本书通过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有些理论的确能更好地解释行为体为什么使用武力；而其他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行为体为什么避免这一选择或者顺应时势诉诸强制与威胁。本书认为盛行的理论及研究方法无法以一种充分合理且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讨论安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试图概括安全问题的正确方向上迈出了错误的一步，因为它们选择了一个不全面的安全定义。此外，本书还主张，对关注安全研究的理论者和实践者提出挑战，要么促使他们拓展其调查研究的范畴，要么使他们至少坦率、明确地承认其有关安全知识的观点存在局限性。
伊姆雷·拉卡托斯为理论证伪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指导方针，这也包括安全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拉卡托斯认为，他有关证伪的指导方针比我所总结的更好。它们的要求不只是简单地寻找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事实总是被重新解读和设置诸多限制。当且仅当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来过滤事实时，事实才变得重要起来。因此，自封的安全理论者的任务，与其说是通过引用一些与理论描述、解释以及预测行为体行为和事件相左的数据，来评估一个特定的理论，不如说是通过比较理论发现与其他相关概念框架或范式，来评估理论的观点。拉卡托斯解释道：
对天真的证伪主义者而言，一个理论可以通过一个与之相冲突的“观察”结论（或者他决定把这一“观察”结论解释为同该理论相冲突）而被证伪。对于经验老到的证伪主义者而言，一个科学理论T被证伪，当且仅当另一个被提出的理论T'符合下述特征：（1）T'比T涵盖了更多的经验事实内容，也就是说，它预测了新的事件；换而言之，T不可能预测到这些事件，甚至阻碍了对这些事件的预测；（2）T'能够比T更好地解释先前的事实，也就是说，T'包括了T所有成立的内容（在允许的观察误差范围内）；（3）T'所包括的某些更多内容得到了证实。[67]
拉卡托斯证伪理论的指导方针对本书具有双重意义。第三章将建立一个“实验室”，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思维实验，来检验7种不同的理论思想流派如何解释冷战的起源和终结、苏联解体对“二战”后两极体系的致命打击。这一评估准绳将基于天真证伪主义者的分析层次。本书还将接手拉卡托斯面临的挑战，应对经验老到的证伪主义者，并按照拉卡托斯提出的三大标准，使每个理论研究视角与其他的展开竞争，来评估它们的相对解释力。我们邀请读者加入这一评估过程，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按照拉卡托斯的建议，这些在本书随后章节中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被作为一个目标和分界点，而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论和终点，来评价某一特定理论的价值和弱点。
重点是通过持续的证伪来完善和发展安全理论。这一方向鼓励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理论建构，因为更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是学者和感兴趣的人在发展理论时所拥有的一个共同利益点。如果这些理论满足了拉卡托斯的标准，那么它们将被认为是进步的。如果理论逐渐无法处理与安全有关的相左事件和解释，或者它们日益依赖那些将削弱和冲淡理论解释力的临时性解释来拯救理论，或者它们无法产生新观点并解决即将出现的、富有挑战的新安全问题，那么它们将被认为是退步的。
学习接受部分且不确定的知识可能会使许多读者感到不安，但是，这些知识如同安全一样，对人类关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这种不完美但经过验证的知识，因其从字面上看存在缺陷而拒绝接受，是“毫无道理”的。这一令人不安的状况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邀请，而不是一个放弃知识追求的借口，无论这些知识多么贫乏或者存在多少问题。无论理论者之间可能存在多少分歧，他们都至少在表面上认可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