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对建构主义的批判
建构主义很少解释开放、改革与民主化为什么被首选为改革工具，它们为什么会失败。建构主义理论或者研究方法，尤其是激进建构主义者，很不情愿地意识到这一点，即这一失败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以及它的追求是理性的。特别令人困惑的是，建构主义者会拒绝强调那些看起来明显与其认识论导向相一致的要素。大家可以想到的一点是，建构主义者已经紧紧抓住了民族情感这一根本的非物质思维状态，并把它作为一种人类建构。两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认识到民族情感的作用；民族感情有助于解释，当然也能更好地理解苏联帝国的解体：一旦开放与民主化得以推行，它们将对苏联体系造成无意且非本意的破坏性影响。
苏联在重新表述民族主义时提出了这些改革。民族主义不仅提出了“新思维”、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破坏了苏联帝国中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破坏了作为国家的苏联同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民族忠诚高于意识形态承诺的复兴暴露了作为国家的苏联在吸引公众支持方面所拥有的政治合法性同它挥舞的物质权力之间的缺口。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当选以及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中的败选也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比丧失信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言——无论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义——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激进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建构一个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去理解苏联为什么解体以及冷战为什么结束时，应质疑戈尔巴乔夫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理性行事这一解释的价值。[81]
正如一名温和建构主义者也承认，观念“并不是自由流动的”[82]。观念内嵌在一个精心建构的规则、规范、机制与制度集之中，得到了有形且有效的政治权力的支持。民族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一种强大的力量以及作为世界政治中强烈不安全感的一种来源，是一个分析冷战结束必要但并不充分的解释。它把合法性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混为一谈。正如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其他古典现实主义者（不是新现实主义者）所预言，[83]民族主义是一个预测苏联帝国解体所不可或缺但并非总是完全可靠的预测器。民族主义摧毁了苏联帝国。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的研究方法，建构主义或许应该好好地再次检验它拒绝承认民族主义是社会建构中的一种力量的观点。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数十年前所意识到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种先于理性的、原始的力量，如果要去理解和解释它，就不能把它还原为实用主义的计算。[84]
我们唯一能质疑的是：为什么建构主义者在其理论化范畴中如此强调人的创造力与主观性思维状态，却忽视了民族主义这一力量。承认民族、种族、群体、文化、宗教和语言身份与忠诚是推动性社会力量，这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者应该去倡导和传播他们所接受的观念。然而，建构主义理论是如此热衷于强调通过纯粹地行使人类的意志和意愿来克服人类冲突的可能性，以致它篡改了施动者的思维与行为，而它原本是打算在真实的时间与环境中去解释施动者的思维与行为。建构主义者冒险忽视和轻视了人类已经选择的身份，而这些已有的身份可能更加青睐冲突与使用武力，而不是合作与共识。“那将会怎样”的愿景思维战胜了“就好像”的描述与解释。
同样，改革在所有流派的建构主义者看来也是缺乏变化的。这一疏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因于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无形且由观念驱动（ideasdriven）的因果关系解释。正如第五章的阐述表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者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即苏联无法同西方提出的解决方案相竞争；西方的解决方案是世界各民族对国家与全球物质福利的必然追求。自相矛盾的是，苏联精英也无法像他们可能希望的那样增加他们的个人财富，他们同样也受到其所控制的计划经济的限制；在计划经济中，他们享有特权地位、权力与权威，但是同西方精英相比，他们的物质收益微不足道。就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东西经济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及苏联精英日常的剥夺感体验，为采纳西方最好的实践——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体系——的“新思维”提供了动机。
温特把国家行为狭义地解释为国家间互动的产物，并举例说明了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某种知识或者观念文化。但是，他的解释无法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且相互竞争的物质体系，即全球市场的基础是对科学知识永无止境的获取并把它运用至技术创新。有人可能期望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同行至少会坚持这一观点，即市场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观念性突破，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同行绝不是建构主义者；正如第五章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讨论这一案例时不存在任何困难。
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虽然占据了不同的理论优势，但是他们一致认可市场、社会互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进程更多的是塑造和作用于这些社会制度，而不仅仅只是思考社会制度。市场和工业化建立的物质环境对人的选择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观念与价值观虽然赋予了人类关系的含义与意义，并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合法化，但是它们被框定在一个先前已经存在的物质环境之中，或者查尔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所说的先在决定因素之中。[85]这些先在决定因素塑造和推动了人类的思维、选择与行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交易秩序构成了全球市场体系，这一社会体系所带来的极大丰富的物质，构成了人的利益、动机以及市场体系中对所有参与者开放的选择范围。
市场体系的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进而为包围并且暗中破坏苏联提供了动机。这些都超出了温特及大多数建构主义者的设想范畴。市场体系中的自愿合作动机，以及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的动机，都是康德式朋友文化所特有的物质条件；这些动机似乎也不会简单地沦为这些体系效用观念的人质。它们源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生物-经济构成，或者斯密所说的人类的固有习性；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正在培育与扶持的社会体系中，并且该体系支持自由交往与自愿的经济交易，那么人们将进行“买卖、易货与交换”。令人好奇的是，建构主义者强调社会关系建构中的选择自由与创造性，但是他们忽视了约瑟夫·熊彼特被广为认可的有关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力”的洞见以及改革主义者关于企业家影响社会结构的观点。
正如墨西哥的蒙提祖玛（Montezuma）与秘鲁的阿纳图哈尔帕（Anatuhalpa）低估了西班牙侵略者的物质实力，[86]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犯了致命性错误，低估了西方开放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权力以及它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民众所施加的吸引力。像蒙提祖玛与阿纳图哈尔帕一样，苏联改革者试图适应和引入西方的物质实力，却完全没有预见到自由市场改革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精英竟然也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爆发力；一旦引入这些政治与经济改革，其代价就是苏联及其所建立的帝国。苏联内部的民族、群体与种族对抗最终被证明是苏联解体的内因。这也是20世纪的决定性教训之一；也就是说，帝国无法承受相互竞争的身份所带来的离心力；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且有着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世界中，相互竞争的身份都极力要求获得它们自己的民族自决权。
就这一点而言，建构主义者在发展他们的研究议程时，除了把这一革命性社会体系及其所释放的创造性破坏还原为他们所偏好的观念形式，他们似乎无法把一个市场体系的物质动机——无论它的解释力有多少缺陷——纳入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之中。温和建构主义者，例如克拉托赫维尔，的确把国内政治与联盟政治以及这二者所带来的后果等重要维度纳入苏联国家与共产党合法性的研究范畴。但是他们也像其他的建构主义者一样，回避承认财富与福利的吸引力，因为这一承认将减弱他们从观念视角来解释行为的解释力。(https://www.daowen.com)
尤其是温特狭义的建构主义理论阻碍他利用建构主义理论的优势来检验国内政治对苏联国家及其帝国的影响。伊曼纽尔·阿德勒（Emmanuel Adler）在前文也曾提及，激进建构主义理论可能得出某些关于苏联体系的反对意见根源的结论。他们也有可能得出民主和平论的结论。[87]而温特却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他已经把国内政治分析排除或者说剔除在他有关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出现以及同这三种结构体系相适应的国家身份与利益之外了，无论它们被描述为物质抑或观念形式。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剔除跨国行为体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经济与市场交易）以及国内政治因素，温特实质上是通过国家间关系这一狭隘的棱镜来阐述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却忽视了其他两个层次的行为体及其社会互动对苏联国家的影响。表1.1对之进行了概括。他含蓄地不予考虑苏联国家及其加盟共和国身份转变的这些重要来源。温特也意识到这些缺陷，但是这一承认并不能使他免受来自批判者的批评；也就是说，他的建构主义主张“并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并且也使得批判者对规范在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微弱作用感到困惑不解”[88]。
温特还声称，主要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大型战争是因为国家之间存在观念性自我克制；它们日益自愿进入一种洛克式对手体系，并逐渐地演变为一种康德式朋友体系。虽然他也承认物质条件，例如军备竞赛，可能会压倒国家对自我克制规范的遵守，但是他坚持认为自我克制规范为冷战为什么从未演变成热战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温特坚信，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为一场热战，是因为一种洛克体系的出现。洛克体系培育了国家的自我克制以及对国际规范的遵守。但是，这一观点也成为批判的对象。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几乎不相信一种洛克体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如同希腊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跳出来一样。两种物质条件——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一方面，核战争高昂的代价在阻止爆发大战方面似乎也不只是发挥了一种边际效应。另一方面，市场体系中自愿合作的动机、科学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动机以及康德式朋友文化所特有的物质条件，似乎都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这些体系的效用。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就社会体系的演变与试错发展，进而增加人类财富与福利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追溯既往，通过逆转观念推动物质条件发展的因果关系箭头，这一演变进程的理性化也是一个可信的假设，但是这一社会变化演变的特征仍然既缺乏“经验数据”来支持这一案例，又缺乏逻辑力量来同当前主流理论进行辩论，尤其是本书中所提及的研究范式。[89]
建构主义的优势也是其劣势。通过对所有知识理论提出质疑，尤其是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建构主义含蓄地但又公开地把人的价值观带到人类思维与行为知识理论的问题之中。这是一个防御性举动，因为即便是顽固不化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者如今也准备承认这一点——他们事实上也坚持了这一观点。[90]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选择使人类行为体及其建构的施动者重返中心舞台的概念路径，也揭露了它的主要弱点。作为规则建构的施动者，当且仅当他们举例说明自己是处在一个由规则、规范与制度建构的网络之中时，他们才能够进行社会性行为。正如奥努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些社会机制或者安排，为他们“在世界中行为提供了机遇”。[91]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施动者或者行为体拥有了社会性权力时，他们才能够行动。但是，这一结论也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其影响毫不逊于举例说明施动者-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人类的建构物，所有的知识理论事实上存在问题，这也包括建构主义者所假定的“真理”。
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乐观主义者内部潜伏着一种根本性且自相矛盾的张力。正是“就好像”（as if）对政治真理与权力提出了质疑，从而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个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中，正是因为这一质疑行为，差异被模糊化，冲突也必然减少。当前建构主义思想的这一表面属性，无论它如何有价值，都对理论输入以及建构主义在解释行为体行为——而非建构主义者可能偏好的思想与行为——时的客观性提出了疑问。激进建构主义理论尤其容易招致批评，因为它们失去了自己所持有的、合理的期望：合法使用权力是可以想象的，或者说是可能的，从而实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所共享的有利结果——和平、繁荣与正义。即使使用权力可能出于这些崇高的目标，在人类建构的这一刻，它也丧失了合法性；换言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一旦使用暴力，它就丧失了合法性。
在当前建构主义者的研究议程中并不存在任何理论或者实践障碍，把行为体、施动者及其权力结构排除在外，重新回到一种霍布斯模式或者一个退化的、自我毁灭的终极博弈。建构主义的确能够更好地解释暴力冲突为什么会减少，尤其是冷战的终结，却无法很好地解释冷战为什么会开始，随后演变成为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对抗，并且被束缚在一种不安全或危险的恐怖平衡之中；在这一恐怖平衡中，核战争一直对人类的命运构成威胁。
这些批评的论调能够总结成为这一严厉的批评吗？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并没有就国家行为提出任何洞见，甚至肯尼思·沃尔兹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少而大的’命题……”[92]，这一批评似乎太随意、太严苛地打发了建构主义者提出的研究议程。在不同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争夺霸权地位之路上，并不存在什么终点。建构主义就其诸多形式而言是无所不包的，以致某一理论竞争对手仅因为温和或激进建构主义的某一特定弱点而拒绝接受它们。当然，忽视建构主义对主流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广泛批判也是不公平的，这涉及适合于其他理论视角的论据、因果关系与方法论基础。本书认为，温特、克拉托赫维尔以及其他温和建构主义者的理论含蓄地以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为基础，他们把建构主义带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没有抛弃建构主义者的核心原则。
建构主义者正在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尤其是青年学者。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话来说，施动者-结构坐标轴的数字令人眼花缭乱，并且能够开发探究，这就把它从主流研究范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构主义并不是特定的研究范式，或者受到某一特定理论观点任何行为准则的限制。建构主义对其他所有理论的研究议程发起了挑战，这既包括在经验上可获得的社会事实知识，也包括特定的价值观、利益、权力与合法性等享有特权的主张；它为探究一系列宽泛的难题与问题打开了大门，而在此之前，这些难题与问题的研究受到了被认可的理论的限制。建构主义能够检验诸多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使用的方法，研究如何通过人类的干预和设计来缓和与克服安全困境。[93]这一点尽管被温特所回避，但是推动了对该过程与物质条件进行追踪研究的需要，即解释一个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演变成为一种洛克模式或康德模式所必要的条件；这近似于欧洲国家体系在历经五个世纪互相残杀的战争之后逐渐实现了欧洲统一。建构主义仅仅提出了体系性国家行为将进行一个假定的转变，但是这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解释。
这一乐观主义的评估将可能不会轻易地被“激进”建构主义者所接受。“激进”建构主义者指责它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驱动的理论作出了一个承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后继的建构主义者正在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国家及国家体系提出了质疑；在对全球政治与安全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日益侵蚀了人为设定的、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隔离开来的概念障碍；揭示了不同施动者或者行为体身份对它们如何界定其利益的影响；并且对静态的国际政治概念以及有关合法性与特权的陈词滥调提出了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建构主义研究成果与学问来实现建构主义者雄心勃勃的主张。建构主义——无论是本书所归纳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还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学术研究——在同本书中所提及的不同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论战中，并没有准备好去争夺理论霸权的头衔。但是，它是一个后起之秀，即便现在还不是一个羽翼丰满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