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冷战
这三大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经受得住检验？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冷战的兴起与演变以及美苏的全球对抗？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或者预测——或者至少预计——苏联解体、冷战的突然结束以及几乎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两极制衡体系的崩溃？
途径之一就是评估和比较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对上文所述检验标准的反应。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目标所投射的行为体及其预期的行为。这些理论流派都集中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国家是世界上多元且分裂民族的重要政治组织单元。三大理论都没有解释国家成功胜出的原因。它们假定国家是一个给定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它们都对去殖民化进程以及随后民族国家扩张成为世界分裂且迥异的民族的主要政治组织单元保持沉默。这三大理论也从未预想过国家的解体，尤其是大国的解体。它们含蓄地假定而非质疑（尤其是现实主义）国家的继续存在以及国家自诞生起就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而存在。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对国家中心路径进行重大的修正。这一理论通过纳入非国家行为体与非强制性动机以及政策选择对国家及其国家体系的影响，来拓宽它对国家行为的解释棱镜，从而背离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国家不仅是安全的一个载体，而且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它的存在取决于其以政治上认可且合法的水平与价格把充裕的物质传递给民众的能力。
新现实主义特别容易受到批判。新现实主义以生存取代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这一不太精确的概念，并且声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一国的地位进行定义。但是，这一观点极可能遭到传统现实主义在理智与道德上的强烈抵制。[69]如果国家面临着生存考验：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去制衡对手的军事能力，那么，新现实主义者不能排除一个国家解体的可能性。如果国家能够应付这一考验，那么它将不会被生存斗争所淘汰。它将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国际行为体。鉴于美国与苏联及其各自组建的联盟在冷战末期的军事制衡，这些理论没有理由预计苏联将会很快或者永远地解体。
新现实主义者反驳称，苏联的解体可以被视为西方联盟正在获取军事阵地。[70]西方联盟在开发新武器中占据科技领导地位，从卫星通信到激光制导炸弹、精确轰炸与无人驾驶侦察机，它们正在逐渐领先苏联。无论如何，苏联末期在欧洲部署了庞大的地面部队。如果它选择这样做，它仍然能够镇压卫星国的民族起义，就像它曾在三个先前案例（1953、1956、1968）以及国内诸多民族与公民群体（communal groups）叛乱运动中所做的那样。苏联国内大量的警察与情报部门并未受到伤害；它们曾大量灌输恐怖思想，强令国内不守规则的群体予以服从。它还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世界末日武器。但是，苏联解体了，这与古典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的预期背道而驰。
新现实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确为“二战”后的全球权力争夺提供了看似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在第三章中简述了三个层次的军事制衡。[71]全球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把双方的军事能力提升至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它们对盟友的追逐残酷无情。如同米洛斯人对话（Melian dialogue）在两千多年后再次在争夺全球霸权的大国之间重演，但这次不是争夺希腊半岛的主导权。[72]大型战争似乎符合三大思想流派的预期。冷战期间敌对双方核能力的不断扩张也符合新现实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期。
自由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挑战超级大国行为的这一推测。相反，他们集中解释了通过理性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与谈判来开展国家间合作；理性行为体能够认识到自愿协调双方的核政策以维持一个稳定核平衡所带来的收益。制度主义者与现实主义乐观派为超级大国就军控与裁军议题在所有层次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通过集中关注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只是国家的生存，这些理论者把一个更宽泛的安全关注引入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考虑范畴，这比新现实主义追随者提出的国际关系概念宽泛得多。理论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从强硬的霍布斯式假定——自私自利与利己主义的行为体或者国家——出发，在水火不容的对手之间找到广泛的协作领域。核战争劝告大国保持谨慎与合作，通过谈判改变军事平衡，从而稳定军事环境，并约束盟友发动一场超级大国对抗。
制度主义者强调更大的信息透明度能够培育信任。制度主义者重视信息，认为先进的卫星情报带来了更大的透明度，国家对核实他国信息的手段越来越自信，从而能在敌对关系中发现合作的动机。与超级大国为克服双方军事平衡所做的单边努力相比，一种可谈判的核环境与常规武器环境对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相互冲突利益的反应更加敏感、更加能够区别对待。
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预言，自由制度主义者难以解释每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期间自始至终采取持续、单边且坚决的不合作行为，来克服双方之间军事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平衡的限制要素。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假定国家追求最大化的物质性权力，并且把它们的安全偏好强加给敌人与盟友。美国提议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体系就符合这一模式。科技进步为双方改变武力平衡的量与质创造了动机。但是除了这一突破性进展从未明确地达到这一水平之外，限制合作的动机充分地解释了政治限制对冷战冲突强行施加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一致。
三大理论都预设超级大国追求霸权目标，反过来，它也受到了一个对抗性权力的制衡。新现实主义者假定两极权力体系更加稳定，即便他们并没有为两极权力平衡的兴起提供任何解释，除了把超级大国庞大的、日益增加的核能力作为两极对抗可展示的证据。除了引用一个僵化并且（莫名其妙）解体的两极体系，新现实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或者说没有明显的兴趣——来解释国内政治功能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新现实主义者对两极体系的解释是事后诸葛亮。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假定两极体系是稳定的（即便这一假定并未得以证明），他们曾经也满怀信心地认为两极体系将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虽然两极体系仅维持了短短的四十年，但是传统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未曾挑战这一假定。
新现实主义者能够解释掌权的超级大国的行为，但是无法解释受制于超级大国监视的行为体的行为。美国帮助它曾经的敌人重建经济，这不仅含蓄地违背了本国的长期利益，而且含蓄地违背了新现实主义者假定超级大国通过压倒性权力来追求生存与安全的教条。新现实主义者反驳说美国的行为是迫于苏联咄咄逼人的争夺。虽然一个超级大国按理来说不用担心两极体系下的盟友，但是美国仍然会就关键的安全议题咨询伙伴的意见。这些安全议题将影响到它们共同的（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安全利益。然而，美国的这一行为也违反了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73]
苏联领导人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新现实主义者关于大国行为的观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总统做出了大量单边性让步，销毁了所有部署在欧洲战区的中程核武器，并把这作为一个进行谈判的预付定金，最终导致双方大量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他宣布大规模削减苏联的军队，从而推动了停滞了几十年的常规军备对话。第三，他宣布苏联将不再进行干预去保护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共产党政权。这一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虽然国内保守派对手迫使戈尔巴乔夫插手巴尔干国家，试图将其拉回正轨，但是这一行动最后还是失败了。所有掌权的共产党政权由于缺乏有效的苏联军事力量来支持统治，从而无法抵挡住民众对民主改革的要求，也无法抵抗住其垄断的权力遭到破坏。第四，苏联做出了当时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退让。换句话说，苏联任由东德通过自由选举和平地融入一个统一的德国，并加入北约联盟，实行民主统治。
这些思想流派都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些行为极大地脱离了它们对超级大国或者国家行为设定的预期剧本。让它们感到部分欣慰的是，制度主义者为其他的行为体与要素打开了大门，来解释这些变革。除了新现实主义者及其诸多现实主义支持者所认可的行为体和要素以外，制度主义者还纳入了行为体与国家进行接触的分析层次。他们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跨国和国内的互动层次引入他们解释国家行为的研究议程中。
这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例外。[74]制度主义者既没有系统地考虑这一开放带来的影响，也没有降低国家相对其他行为体所享有的特权地位，或者为国际行为体的交易结果发展出一个连贯且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制度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将研究重心限定在国家行为、复合相互依赖概念同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的假定之间的关系的难题上。他们的研究重点更多是致力于发展一个共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国家行为及其国际体系进行理论化，而不是在反例（countervailing evidence）已经无法再塞进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的紧身衣时，打破这一概念黑箱（conceptual box）。[75]制度主义者认为国家与国家体系同严格适用现实主义预期所设定的行为模式相脱节，但是他们并未觉得有必要去质疑这一观点：国家或者国家体系是某种压力的结果，而这一压力来自非国家行为体、伴随全球市场而来的权力结构和动机以及身份政治。民众对民族自决权、政权构成及其统治合法性的要求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者研究安全的概念棱镜并不包括这些强大的力量及其相关的行为体。
在跨国层面，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承认，大国必须为争夺相对权力而竞争，这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维度，还体现在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与可持续经济发展维度。因此，这一行为同现实主义者的预期是一致的，即由于苏联正在飞速地丧失这些关键的前沿领域的阵地，它将在超级大国争夺中寻求某种程度的缓和。现实主义者把戈尔巴乔夫政权发起的缓和政策视为一种减缓军备竞赛的战略举措；这将使得苏联能够把稀缺的科学技术与经济资源进行转移，以增强苏联的经济竞争力。
苏联盼望西方国家在冷战斗争中做出让步，这也将为西方的技术、市场与投资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收益也被视为一种策略，降低反对者对戈尔巴乔夫国内改革的反对声音，扩大公共辩论与透明度（也称开放政策，glasnost），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收缩公共部门的权力以增加一个日益扩大的市民与私人社会的收益（也称改革政策，perestroika），以及民主化苏联的治理制度来制衡根深蒂固的保守派和官僚机构。这三大思想流派的研究狭隘地集中在国家的生存及其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寻求权力最大化中。在它们看来，苏联战略行为与经济政策的变革是为高级政治服务的。它们认为，苏联领导人提出满足民众的经济与福利需求是权宜之计，这些需求从属于安全规则。它们认为，这些需求就其本身而言，无法有力地在领导人的决策中达到一个同国家安全目标相平等的地位，（在解决该问题时）更不足以威胁到国家自身的生存以及领导阶层的权力与特权。[76]
新现实主义者与悲观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在同对手竞争中失败的国家将最终被适者生存的进程淘汰出局。因此，它们一直假定国家关注本国同竞争者之间相对的物质性权力关系。这一担忧延伸至国家在军事维度、科学技术与经济维度的竞争。这一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即国家如果无法对其民众更多的物质福利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那么，它也将面临灭亡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可能也受到战略目标的驱动，转向一种缓和的姿态，并把它作为国内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这一改革本质上也是按照这一要求进行的，即促使苏联及其经济伙伴适应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并把它视为永不休止的民用与军用技术创新的驱动者。除了削减国防开支可能有助于促进苏联经济改革外，苏联的军事力量对这一适应过程的影响不大。(https://www.daowen.com)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也赞同这一观点，即早在冷战爆发之前，资本主义与市场交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诱导私人企业家从事“创造性破坏”。[77]赢得这一场全球博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生成以及国家追求利润与声望的动机，进而推动了科技创新。它们创造新的产品与服务，只有出现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替代品才能够“摧毁”它们，或者创建新市场来超越它们。新市场将提供先前无法想象的产品，雇佣新工人并出售新产品。
苏联的计划经济同创新动机、全球市场利润动机不匹配，而且它也不具备鼓励创造更多、更好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虽然苏联的计划经济仍然能够与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但是进行彻底经济改革的重要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苏联内部大多数保守派与效忠意识形态的精英也认可这一点。苏联经验证明了这一命题，在满足国内民众“更多需求”的预期下，国家为了生存必须直面这一福利规则，否则将冒险丧失民众的支持，甚至更糟糕的是危及政权与国家的生存。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形：苏联领导人尝试让苏联的计划经济适应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苏联越能够适应全球市场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要求纪律，其灭亡也就越在不知不觉间加速了。[78]
制度主义者为这一福利规则的运行做了某些规定，但是仍不足以把这一全球权力结构纳入一个貌似合理的对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的解释中。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的制度主义者范畴无法完全地容纳这一福利规则的力量以及它对苏联改革的影响。纯粹从军事战略或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为苏联的自我灭亡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难以（可以说也无法）立足与持续的。这些解释从根本上缺乏满足经济与福利要求的改变体系的砝码，无法激发统治精英及其民众的目标与行动，并且缺乏推动全球科学技术与市场制度的能力。而西方自由国家历经几百年才设计了这些制度来满足这些要求。新现实主义者的确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家无法解决好其他国家构成的安全威胁，那么它将在权力斗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一达尔文主义原则也能够发挥逆向作用，判定了苏联的结局。国家间合作而非冲突才是国家生存、安全与国家财富的长期基础，而苏联政权太晚才学习到这一教训。
除了现实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其他的理论也应该充分地解释苏联解体这一难题。下一章讨论的经济自由主义则致力于追求市场有效性逻辑。他们把国家赖以生存的原因归结于一个促进了买方与卖方之间自愿交易的全球市场体系，以及一种为国家生存提供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全球性劳动分工。[79]经济自由主义对这些力量的重视削弱了国家强制性权力的解释力。“纯粹”市场理论建立在自由经济假定的基础之上。无论它有什么缺陷，国家对技术创新与全球市场的依赖都强调了安全与福利功能之间双重且共同的依赖。如果忽视或者不重视这些要素，那么它们将危及国家的生存及其统治政权、统治精英的生存。同书中检验的三大理论相比，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强调以购买力来解释冷战的结束。它认为苏联无法成功地适应全球经济、一个现代的科学技术力量以及现代化的全球经济，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80]自由制度主义者虽然为国际关系理论开启了一种跨国的分析层次，但是它并没有归因于体系性因果效应，阐述在全球交易层次起作用的行为体的权力对国家及其国家体系的影响。他们没有把强大的市场动机同民众对更多物质财富与福利需求之间的“因果点”（causal dots）联系起来。在实现这些引人注目的目标时，他们限制（即便没有明确地禁止）使用武力或者暴力。
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消除经济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并不令人意外。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但是他在方法论上调整了这些“纯粹”经济假定的模式，并使用它的纯粹模式逻辑来解释一个由国家单元间暴力能力分布构成的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81]在新现实主义狭隘的假定范围内，它对国家安全行为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同义反复。这一观点明显的缺陷在于，新现实主义者所说的“纯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其追随者的臆想中。我们在冷战中看到的那些国家，它们的生存取决于那些它们所服务对象的期望与支持。这些期望当然是根植于安全与生存，但是这些重要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只能通过使用武力与暴力来获得。它们同样也受到了民众、精英与大众对经济发展以及解除帝国负担与成本的需求的驱动；这在苏联末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压力引发了一场突然的地震，并强大到能够摧毁一个超级大国，且危及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持久性与两极体系的稳定性。
同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相比，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国内政治以及同这一分析层次相关的行为体对一国力量及其外部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82]但是，自由制度主义者紧紧地追随现实主义者关于国家自治的假定，以致他们自缚手脚而无法充分地利用这一观点。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而且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旨在军事及经济发展方面同西方竞争，而且旨在改善苏联精英与民众的物质生活。[83]苏联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及其同西方的缓和政策以及通过谈判终结冷战的举措，可被视为维持苏联大国地位与苏联共产党统治目标的工具。
这些举措也可被解读为受到推进自由市场实践以及从根本上改变国内政治需求的驱使，从而为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冲突提供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一旦这些改革进入正轨，并对国内民众要求更多且可持续性经济福利的压力做出回应，那么就会加速肢解苏联政治与经济体系的进程。一个纯粹工具性解释是，经济改革为狭义理解的安全规则服务，但是，这一解释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国家灭亡以及体系崩溃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自由制度主义者以及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作为自治的权力结构，全球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这一强大的体系力量，超越了国家垄断暴力来进行全面操纵与控制的能力。[84]为有效、高效运转，这些结构不得不依赖于自由选择，而不是强制。在开放、透明的市场中，它们依赖不同偏好之间进行不受拘束的沟通，而这是由普遍价格以及科学与技术知识不受阻碍的流动与扩散来界定。这些制度与机制与威权政权和指令经济并不兼容。
苏联与两极体系的解体还受到了其他力量的驱使。这些力量被本书所检验的三大理论流派的概念棱镜过滤了。在苏联政治生活表层之下一直暗藏着民族、种族与群体分裂的隐患。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与西方关系的缓和激化并且在随后的解体中放大了这些矛盾。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无法再被用来维持苏联的统一。维系帝国的成本被证明太沉重而且难以承受。这些成本包括莫斯科统治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东欧的卫星国以及一大群难以驾驭的国外盟友与代理人。而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改革者也明确地寻求减轻和卸掉这些责任。[85]
这些国内压力日益侵蚀着苏联的权力与合法性，并被卷入戈尔巴乔夫（一个衰落的苏联的捍卫者）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俄罗斯民族利益的保卫者）之间的斗争。这一冲突比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更加坚定地撕裂了苏联。通过不同的民族、种族与群体身份来迫使苏联人民重新定义其政治忠诚，这些物质性限制要素虽然能够影响但是并不能决定他们的选择。从本质上说，苏联内部这些主观的、离心的力量压倒了那些逐渐虚弱的、向心的物质性力量，从而强行塑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将最终征服和抹掉这些独断、狭隘的身份。随着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不同的民族、种族与群体碎片，统一的苏联也随之分裂成为以民族为单元的国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制度主义者的理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为这些决定性身份力量发挥作用留有余地，更不用说新现实主义者提出的理论了。[86]
西方国家基于民族国家而建立安全联盟，这同苏联高度集中的身份政治的解决方案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国家的安全及其政权的生存尤其依赖于维持本国民众的忠诚。戴高乐主义（The Gaullist）向美国提出挑战，并拒绝使法国的军事力量服从于北约以及美国的指挥。戴高乐主义受到了这一信念的驱动，即在历经一个世纪的长期衰落后，法国对西方防御体系的贡献最终依赖于法国民众对本国军队的忠诚以及对这个民族国家做出一个新承诺。[87]无论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紧张，尤其是考虑到美国与法国在冷战大多数时期的紧张关系，这一联盟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系，是因为其成员国及其国内民众一致同意参与该联盟。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对美国霸权的批判以及他对超级大国两极体系的拒斥，是受到了这一信念的驱动，即这二者都不能凌驾在民族国家的情感与利益之上。[88]与华沙条约组织的东欧成员国不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离开联盟，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不会遭到美国通过武装干预来迫使其留下。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北约，但是并没有退出大西洋联盟。这证明美国的西方盟友有更大范围的联盟选择项。同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坍塌标志着德国再次统一。这也戏剧化地证明，民族忠诚与身份在当今国家统一中发挥着无形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同，东德政权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莫斯科决定——不进行干预以迫使东欧民众服从国内共产党政府的统治——的不利后果。
苏联既不能取代国家权力中民族身份的竞争性力量，也无法替代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合法性与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相一致，国家被认为能够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利益并且应该对民众负责。霍布斯式国家演变成为民族国家并不是偶然事件。事实上，一项重要的苏联民族问题演变的研究表明，苏联努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身份，这对获得地方支持的精英具有讽刺性效果。地方精英的权力根基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同地方民众的种族、群体与民族联系，而不是依赖于莫斯科表面的控制权。在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国家中，莫斯科表面的控制权沿着民族与群体的错误界线而快速地消散。[89]这超越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界定的历史长周期理论（longue durée of history）。[90]地方身份最终压倒了苏联的权力，而不是相反，并为了特定的利益而选择使用强制性权力。
如果苏联的生存以及从事实来说冷战的继续取决于是否满足安全、福利与合法性规则，那么我们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国家这一概念，这将超出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国家及其安全功能广度与深度的理解。在人类的演进过程中，全球化与一个世界社会的建立首次提出了这些深刻的问题，而上述理论并不能解决这些深刻的问题。从苏联经验的视角来看，有关安全的理论必须延伸至保护自由市场交易与表达民众的情感、价值观与身份。随着国家历经几百年的演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现代化了霍布斯式的国家概念，把它作为一个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仓库；这一国家概念抓住了国家的一个必要属性。霍布斯式国家是现实主义者的理论中心，显然它仍然在发挥作用。事实上，苏联民众是如此眷念国家概念，以致他们形成了15个国家。
对霍布斯式国家这一勉强的赞美仍然无法充分地解释苏联的致命性弱点与共产党实验的失败。现实主义者的回应也无法解释苏联各继承国随后的行为；它们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模式，（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范畴）欢迎西方社会最先进的技术与经济实践。它们期望现代国家去帮助而不是阻碍国内民众的经济福利。国家作为由国家所构成的社会的成员，被期望能够代表其统治的民族与群体的身份。作为被授权拥有统治权威的规范性规则，它们日益面临着保护和促进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压力。苏联解体是它无法同时同步地满足安全、福利与合法性的竞争性检验的结果。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检验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的前途，从而超越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这一狭义的安全考虑。在这些研究议程演变发展之际，这三大理论（及其诸多理论变种）看起来更加注重于保护其研究范式的边界不受侵犯，虽然它们违背了自身的边界，而不是打开自己的研究范式，同其他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进行合作。这将在第五至第七章中进行讨论。这一努力将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学科边界，并对全球社会及其提出的新、奇、挑衅性安全挑战这一前所未有的条件做出回应，即便这些安全挑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未得以解决。
三大理论流派限定了核心行为体及其动机、预期行为和行动层次。如果三大流派对核心行为体及其动机、预期行为和行动层次做出的选择引起挑战，那么也会引起对自身所强加的方法论限制的问题。从理论最纯粹、古典的形式来说，这三大理论的表面优势是它们试图描述、解释与预测国家行为，从而独立于主观、心理因素对个人或者群体统治国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们都把军事限制以及行为体间军事能力的分布视为发展出一个潜在客观、可进行经验验证的国家行为理论的根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将符合物理学科与生物学科的严格规定。这些理论者面临的问题是：它们对行为体行为的解释拒绝接受这三大理论流派局限性观点的限制。这些问题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做出特定的修正，制度主义者对通过国内政治与观念来解释国家行为越来越感兴趣。[91]它们把心理、观念与国内政治变量纳入分析范畴的努力造成了一种非本意效果，侵蚀了这些纯粹形式上理论观点的解释力。“拯救”现实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尝试对拒绝整个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议程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含蓄地批判了其他的理论者，例如自由制度主义者，他们正在努力调和自身修正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92]
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都试图把国际关系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无论他们的行为多么值得赞扬，他们都无法完全成功地弥补理论者按照实证主义标准指出了的各自缺陷。备受争议的理论者，例如罗伯特·基欧汉与肯尼思·沃尔兹，他们各自作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捍卫者，一致认为他们正在寻求克服这些与理论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国家的统治精英与民众的主观思维。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挑战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因为这些重大的体系变革并没有轻易地认可三大思想流派强加给自身的方法论与证据限制。同行们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修正，旨在扩大这些理论取向的解释范畴，但是他们的修正更多的是模糊了这些思想流派的明确性与一致性。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为其他理论家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本书将在第五章对这些理论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