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将走向何方？
当一个人老老实实地说某观点只有55%是正确的时候，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没必要再去争辩。当一个人宣称某观点有60%是正确的时候，那就非常好了……但如果说某一观点有75%是正确的呢？聪明人会说这就有点可疑了。那么，100%是正确的呢？如果有人说自己100%正确，那他就是疯子。
——一位来自加利西亚的犹太老人[1]
在对七个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如此大量的讨论和评价后，我们是否准备选出一位全胜的赢家——一位安全研究领域的霸主？几乎不可能。胜出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必须能完全达到第一章所界定的标准：在理论上有效，在实践上可靠。然而，没有一个思想流派能够做到。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所有思想流派都符合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关于一个进步的研究议程的最低检验标准。在此，读者是最终的裁判。
每一个思想流派还必须能够解释冷战的兴起和结束，以便能在各种有关安全的观点争夺霸权的过程中有力地捍卫自己的结论。[2]每个思想流派都或多或少为解释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这一结构性转变贡献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思想流派能够为冷战这一全球性争斗及其结束做出一个权威的解释。
请记住，本书把安全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更大更广的范畴内进行讨论。安全理论应该能够划定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同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行为体——所面临的安全紧急形势的特定范畴，在此我认为安全理论满足双重标准。一个安全霸权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行为体为何及如何选择是否使用武力或强制性威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确切地说，对国家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用更为正式的术语来说，霸权挑战国的行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即在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当双方共同追求但不一定是相同或一致的目标时，行为体如何获得其偏好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仅包括期望的目标和手段，也包括约束未来国际关系互动的准则。
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与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关系中，行为体的预期行为经常就是背叛，或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引发或促成它们想要的结果。这种观点不足以满足本书所提出的标准。另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于分析的目的，认为行为体总会选择非暴力和双方自愿的合作去协调与其他行为体的利益，或通过和平的妥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明智，也同现实经验不符。
迄今本书所讨论的思想流派无一能完全满足书中所提出的界定或解决安全问题的双重检验。根据一个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所适用的历史情境，一些思想流派也许比另一些做得更好。如第二章所描述的，国家决策者及其民众是否处于“一战”或“二战”前的环境，对于确定他们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有着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和政权行为体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形成了不同的安全局势。每一个行为体都需具体分析看待，同时须谨记，安全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从行为体的行为中发现能广泛适用于不同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的一般规律。
正如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警示的那样，不可能单凭某一个衡量标准——比如冷战——就可证明或证伪一个安全理论，抑或拒绝某一理论建构的研究方法，比如行为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严肃的安全理论者、实践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普通人出于一种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公民的责任，应该对这些思想流派发起挑战，评估它们是否堪当公共政策可靠的指导原则，而顽固的事实和经验会站在对立面，破坏某一特定安全行为模式中已被普遍认可的智慧。他们的任务一直是“证伪”这些理论，而不是选取片面的数据支持已被证实是正确有效的观点，同时压制不同的观点。[3]在这样不断去粗取精的过程后，最终留下的是暂时看来可靠的安全知识，它们有待新的数据、环境的变化和研究理论或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对这些知识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和完善。
也许对有些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论。而对另一些读者和作者本人而言，对某些知识的缺乏就意味着继续探索这些知识。知识就意味着去了解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了解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事实上就是去发现学术前沿的所在。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柯林伍德（Richard Collingwood）在再现罗马人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时，曾说过提出对的问题比找到对的答案更重要。[4]一旦对的答案被发现后，就是开始新探索的时候了。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看来，它们就是不断寻求和提出有关人类及其追求和目标的有意义的新问题；已知的答案虽然有用，但是也就没多大意思了——甚至无聊乏味。它们的口号就是“告诉我一些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些理论者会老生常谈地说，安全困境内嵌在国家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社会交往之中；但是，这些陈词滥调却几乎无助于解释这种安全困境是如何和为何如此，或者说它们是否能够以及为何被缓解或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