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安全和国际安全
在人类事务中，当两个或多个相互依存的行为体——个人或其代理人——对其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存在分歧时，政治学就出现了。同样，如果没有分歧或冲突，就没有政治学。只要人类的爱好和意愿主张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冲突，就会有政治学。从更宽泛意义而言，政治学出现在爱情关系、家庭、班级冲突、州级关税和边界问题的争斗中。从这一宽泛的视角来看，政治学嵌入人类所有关系之中。虽然责难和诋毁“政治学”或坚称“我反对政治学”是一个潮流，但是这些论断通过有意识地回避有关破坏性、令人烦扰的冲突的认知，掩饰了个人无意识地参与政治活动这一事实。宣称高人一等或者凌驾于他人之上，就其事实而言，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安全是一种特别的政治形式，也是更加具体的政治形式之一。按本书的定义，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冲突都会成为安全问题；如果争端各方就共同的规则、原则或惯例达成协议或共识，并以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分歧，那么一场争端的解决方案就达成了。在各方达成一致后，政治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它潜在的安全维度已被边缘化，直至它消亡和化解。一旦行为体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武力从另一方获取其所想要的东西，安全就上升成为政治争端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政治认为争端和安全问题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因为物理伤害或者破坏很可能，或者在事实上殃及一个或者更多卷入其中的行为体。
安全问题的范围随着不同时空中人类互动的历史而不断扩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武力或者强制性威胁发挥了作用。像政治一样，安全是一种持续被人类意愿或者行为所建构的现象。正如第二章所阐述的那样，当“纯粹战争”（pure war）的条件满足时，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问题，它的未来与政治有着潜在的联系。人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大多数冲突都属于政治的范畴，但是这些冲突并没有直接地通过暴力或者立即诉诸暴力来解决。在大多数政治互动中出现的争端，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得以解决的；在本书看来，这些并不是安全问题。这些交往互动，像全球市场的经济交换或者国家间合作应对全球变暖一样，属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这一更宽泛的范畴。当互动的一方或者所有行为体参与方诉诸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来达到其目的时，它们又回到了某一安全议题的一种预设模式，各方无法就结果达成一种自愿性协议。
安全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它包含了人类及其代理人——国家、国际组织、公司、协会等——之间所有的交往互动，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达到参与行为体所偏好的结果，而且对后者（人类代理人）而言，他们也准备使用暴力和强制性威胁来达到其目的。这些代理人之间的交往互动遵循某一特定的人类思维逻辑。第二章中安全理论的奠基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这些交往互动引导行为体之间达成自愿性协议，从而逃离了一场安全考验。但是，一旦共同的合作协议遭到破坏，例如贸易协议或者军控协议被予以拒绝或者被违反，那么，以前不安全的关系再次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一安全问题必须与争端中根本性议题得以同时、同步解决。
当说到解决争端时，暴力和强制性威胁为存在着偏好差异的相互影响的行为体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一个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或者行为体之间——诉诸“杀戮、致残和伤害”的预期展示了目标行为体的选择。[32]行为体要么按照或者不按照某行为体的想法行事。不按照该规则行事，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承担不服从带来的代价风险。目标行为体必须权衡不服从的代价，或者是丧失某些对他而言非常宝贵的东西，或者在冲突关系中失去所追求的结果。在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黑手党教父强迫好莱坞一名制片人把电影的一个重要角色给他义子扮演。通过杀死制片人珍爱的赛马，并把马头放在他的床上，教父战胜了制片人让其他演员出演这个角色的强烈偏好以及对教父义子的厌恶情绪。教父指示使者警告制片人：“跟他做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交易。”而这个交易十分残酷，制片人无法拒绝。因为如果他不答应教父的“请求”达到教父所希望的交易结果，即教父的义子获得这个角色，那么今天是死去的优良赛马，明天可能就是制片人的头颅。结果很容易理解，制片人最终接受了这一“交易”。教父的目的达到了。教父所偏好的结果与制片人所偏好的结果之间的鸿沟被暴力“货币”所“弥合”，即以制片人的性命作为威胁。这种粗暴但有效使用暴力的交易行为表明了这种动机，即诱使或者引诱演员使用暴力或威胁来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
解释和理解行为体的安全行为远远比一场表面上看涉及暴力的政治交易更为复杂。对安全行为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还包括不使用暴力或者威胁，这与我们的直觉或者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相反。这些安全行为也是可以学习且已经社会化的人类行为，或者是通过深思熟虑且经过全盘算计的人类行为。安全研究者、实践者和理论者不仅应该观察行为体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暴力或者威胁进行破坏，他们还必须提出问题并回答行为体为什么不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以及行为体如何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安全应该被狭义地限定为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出于诸多的研究目的，狭义的定义将非常有用。[33]如果国家想要阻止一个意志坚决的邻国（determined neighbor）或者极端恐怖分子（dedicated terrorists）发起侵略，例如基地组织撞毁纽约的世贸中心，那么，认为非暴力战略将有助于阻止这些袭击的观点几乎不可能出现。紧急突发事件就如同绞刑一样，对此不得不使用暴力制止或者挫败一场即将发生的袭击。它迫使我们集中关注迫在眉睫的威胁。
对安全概念的广义理解同样也证明诸多事件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在这些事件和历史时期中，行为体选择不同的战略，或者追求长远的政策，从而克服或者减弱它使用暴力解决冲突的动机。欧盟正在建立一个国家共同体以及超越国家认同的人际关系。虽然这可能无法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大多数地区，除巴尔干地区外，均实现了和平，而这一地区曾经数百年饱受战争的蹂躏。必须要解释欧洲政治与安全关系中这一根本性变革，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欧洲的冲突与战争。[34]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言：
如果安全——至少就这一术语的客观意义而言——随着其他行为体持有或没有侵略意图而起起落落，那么威胁来源者的态度和行为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态度和行为不会超越一国寻求加强其安全所带来影响的范畴。无论它们何时属于这一范畴，它们最有效且代价最小的安全政策都包括诱导其对手放弃侵略意图。[35]
正如本书所言，沃尔弗斯认为安全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作为一门应用战略学，意味着既包括使用强制手段制衡侵略者，也包括在共同利益前景的推动下把敌意转变成合作的所有说服方式。
作为安全研究者，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解释行为体的行为，尤其是它们使用暴力或者避免使用暴力的倾向。正如上文所言，作为安全领域的一名学者或者研究者，出于诸多目的的考虑，我们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战争和暴力是不够的。以研究者的兴趣来为这一狭隘的研究范畴进行辩解是行不通的。安全研究必须理性化，以增进我们对行为体行为的了解，而不是研究者或者理论者的行为。我们的研究最终应以行为体的行为为导向，这些行为包括行为体选择使用或不使用武力、扩大或者限制使用暴力的范围、扩大或者限制暴力的诸多形式以符合行为体的目的。因此，一种安全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军备竞赛和致命性冲突为什么会或者为什么不会发生，[36]以及军备竞赛和致命性冲突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或者一定能够得以解决。正如沃尔弗斯所言，这一理论还应该详细地说明使用不同形式的武力、威胁或者非强制性劝诱去“影响”对手宣布放弃侵略性意图的环境和时机，或者引导行为体所追求的结果，尤其应包括安全、与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互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