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争夺霸权

一、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争夺霸权[10]

除1914—1945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各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延续了30年。[11]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争夺对欧洲与世界的主导权，却最终被民主国家联盟——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打败了。美国随后于1917年加入战争，扭转了对抗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势力均衡。俄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与西方民主国家结成联盟，但在1917年10月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退出了战争，随后成立苏联。一代人的时间后，苏联加入了西方民主阵营，打败了作为全球霸权挑战者的纳粹德国和日本。不久之后，西方民主阵营赢得了“二战”，也获得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众及其资源的实质性控制权，由战胜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组成的统治集团，取代了传统的欧洲帝国。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联盟存在根本性缺陷。[12]两个超级大国从战争中崛起，但无法调和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这些分歧最初是围绕着德国的政治未来以及德国同一个或者另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等议题展开。[13]同样具有争议的议题还包括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在苏联占领军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随着希腊内战的爆发、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寻求领土承认并日益增长其政治影响力，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使这些争端变得更加复杂。1949年8月末苏联核武器爆炸成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些都促使美国遏制政策以及冷战的军事化。[14]我们把这些断断续续的冲突合理地视为超级大国争夺全球支配权的组成部分。就这一斗争的军事组成部分而言，它们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即使不同步也是同时逐步展开的，即：争夺核优势、欧洲的军事支配权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霸权。

1.全球安全困境的核武器化

冷战围绕着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武力与强制性威胁获得优势并把它们偏好的全球秩序与治理方案强加给对手而展开。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超级大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军事竞赛界定了冷战的军事性或强制性。其核心就是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追踪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战略核力量的演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15]这里只介绍最重要的部分。各方都寻求核优势，它们建造越来越庞大的作战核武器体系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场竞争中没有一方获胜。虽然双方也会进行合作，达成一致意见来控制核竞赛，但短暂且脆弱的控制并没有明显地禁止任何一方寻求某种核突破。如果竞争者对敌人攻击本国重大利益的威慑政策遭到失败，那么某一最终赢得核战争的能力将界定优势。双方都认为，如果能够实现一种主导性核态势，那么在为寻求优势而不择手段地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它们将会使用政治和心理手段。

限于篇幅，我们从两个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的终点而非起点开始论述可能是有益的。表3.1概述了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战略核力量看似不可阻挡的扩张。1950—1990年，美国军火库中战略核弹头的数量由400枚上升至12000多枚；导弹发射器以及轰炸机的数量也由462个增加至1900多个。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稍微晚一点，1956年只有84枚核弹头，在随后的40年间增加到10000多枚；导弹发射器也由22个远程体系增加至1990年的2500个。如果这些核武器全部被发射的话，那么人类所有的物质利益、政治目的以及道德目的将在这一场决定性终结战中灰飞烟灭。无论这个决定是通过独裁的指令抑或民众的一致同意而作出，都将对人类造成什么后果呢？人类交往互动的空间实质上已被两个超级大国针对对方的暴力所占领。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纯粹战争”逻辑，压倒了所有限制性或规制性道德或者政治利益、目标或价值观。

人们经常在安全研究中使用“战略性”这一概念。冷战期间，它通常与超级大国的打击、遏制、控制或者消灭敌人的军事目的相联系。“战略性”概念的限制性意义与本书对安全——含蓄地说——以及战略更宽泛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政策经过权衡计算，通过谨慎地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武力来实现政治目标。从冷战的约束性视角而言，战略力量是指能够打败敌人军事力量的力量。以核武器为例，这将要求在敌人能够消灭本国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的人和领土之前，完全地解除敌人的核力量。双方的军事规划者残酷无情地追求这一难以捉摸的目标。表3.1追踪了发射器与核弹头的技术发展历程，它是双方日益发展且不断扩大的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核弹头的爆炸力由当量TNT的百万吨级或者数百万吨级来计算。冷战末期，各方已经建造了2000～2500枚远程—地面—潜水艇洲际弹道导弹（ICBMs and SLBMs）以及轰炸机，它们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击中全球的各个目标。反应稍慢的轰炸力量进行补充，它们的任务是摧毁全面导弹袭击所遗漏的目标。

军事规划者与政治领导人很早就明白核武器是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6]它们并不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常规手段，而是一种替代性手段，但它们为这些政治目标及其道德主张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意识到拥有足以解除敌人的武装并规定投降条款的优势所面临的困难。即便少量幸存的核武器都足以对侵略者进行报复，造成大量的伤亡和破坏，而任何可能的理性政治目的或者道德目的将无法通过使用核武器来实现。相矛盾的是，这些限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刺激军事竞赛的要素，而不是作为一种邀请，找到一种非暴力手段逃离核安全困境。在半个世纪中，双方都追求由它们的军事计划与核能力所界定的政策，这也很好地映射了霍布斯式终极博弈或者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纯粹战争”的行为预期。政治与实践障碍阻碍了19世纪初期在克劳塞维茨有生之年发生纯粹战争，直到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打击广岛，各方所拥有的破坏能力与远程打击能力才从本质上克服了这些政治与实践障碍。

简化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虽然面临着风险，但是这段历史的一些关键要素迄今仍封存在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决策者对于“多少才算足够”这一问题给出的不断变化的回答决定了各方核力量的发展，并通过发展军事能力来确保一种有效的威慑和防御态势。[17]一方认为，少量的、坚不可摧的核力量将足以阻止敌人袭击本国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延伸至一国的领土和人民以及对其主要盟友的保护。坚不可摧的力量是指敌人袭击所无法摧毁的力量，即便是一场所谓的“突如其来的打击”。双方最终掌握的发射潜水艇导弹，尤其适合这一目的。在威慑理论下幸存的力量将足以对敌人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将比从袭击一个国家或者其重大利益所获得的任何可能的理性收益更有价值。美国战略家把这一力量界定为国家的核力量在一场突袭中存活下来并能够保持足够的核打击能力，通过核武器的及时效应和延迟效应，消灭敌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该国50%到60%的经济基础设施。[18]通过核武器的及时效应，核爆炸最初产生的冲击波和热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破坏力。放射性尘埃随后将导致敌人的大多数领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适合居住。苏联和美国都能够建立这一体系，据说双方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

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不能接受对设计和建设本国战略核力量所设定的限制。表3.1表明，双方都远远超过了一项确保共同摧毁的战略及其所需要的核力量的限制。双方都声称它们已经达成和解，维持一个最低程度的威慑态势，在一场核打击中生存下来，并放弃发展能够解除敌人武装的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方都不断地致力于实现这一艰巨的战略目标。“确保相互摧毁”在政策圈遭到批评，因为它将对城市平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在他们看来，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情况下，敌人几乎没有动机去袭击对手的城市。1960年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预计美国或者苏联的一轮核打击将导致美国1.1亿～1.5亿人以及苏联4000万～7500万人死亡。[19]有学者断言，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所依赖的小型核力量易遭到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脆弱性将招致攻击。对许多人来说，纵观整个冷战，核力量均势并不稳定，而且非常脆弱、微妙。[20]当机会和收益要求进行这一行动时，敌人被预期会在减缓或者稳定核军备竞赛的合作中进行欺骗和叛变。

对追随者而言，最果断的作战战略是它所声称的威慑。敌人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被认为最终取决于它可能的用途。这一假定的规则迫使敌人去思考实际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一个作战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核能力。如果可能，快速且确定的清除将限制对一国城市和军事力量的破坏。如果敌对行动仍处于一种非核战争的水平，那么核优势也可能为控制冲突升级作出贡献。假定核主导地位增强了这一可能性，即按照有利于更强大核大国的意愿，快速地结束一场战争。最后，我们认为一个核武器作战战略应该确保一个超级大国的威慑性保护延伸至其盟友，因为它对任何可能的敌人传达了其决心，即它将冒着自身生存的风险来保护其伙伴的安全利益。[21]

苏联像美国一样也要争夺核优势，[22]追求发展能够解除敌人武装的能力。美苏双方都建造了坚不可摧的武器体系，尤其是潜水艇发射的导弹，来抵御一场袭击。它们都通过发展海基—陆基—空基核武器来建立三位一体的核体系，来增加敌人的打击难度。鉴于核武器的数量、分散性、机动性与隐蔽性，双方不可能设计出或者发展出足够的核力量，能够全面且决定性地解除敌人的核武器。虽然这些巨大的障碍导致难以赢得第一轮打击，但是双方所有核弹头的攻击力逐渐增强了，发射这些武器的速度加快了，每个发射器所能携带的、实现多个相互独立打击目标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增多了。同固定的、混凝土加固的打击目标相比较，发射核弹头的速度及其目标打击的精度——打击的目标大概是一个足球场大小，其距离通过需要飞行的数千英里来计算——增加了这些武器打击目标的能力。[23]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确定了40000多个目标。美国仅需要少量的核力量就能摧毁苏联的城市，因为苏联超过25000人的城市不到1000个。而美国的人口规模甚至更低。超级大国三位一体的核体系由核心成员所控制，以防止被无意或者非本意地予以使用，确保这些复杂且广泛分布的武器体系能够协调一致，能够在遭到敌人核打击的混乱条件下，确保最大效率地转移这些作为攻击目标的武器。

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无法抵制纯粹核战争逻辑的诱惑，但是它们也要考虑阻止一场核战争的爆发，因为爆发一场核战争也非它们所愿。这些考虑生成了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动机，即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敌人进行合作。美国与苏联的战略家也承认，一场未得到管控的核军备竞赛将导致双方以极高的代价发展核武器与运载体系，却无法相应地增加它们的安全或者战略优势。认识这一困境并没有妨碍两个超级大国痴迷于追求一种能够解除对方武装的核能力。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任何的放弃行为或者决心动摇，都将被视为一种削弱威慑机制的信号，以致无法阻止敌人的攻击。

这一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场危机中，威慑可能在其最为需要的时候失效。当一国试图减少对他国武力及其人口中心的破坏时，这一行为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双方可能无法抵挡住做出快速反应甚至几乎是同步做出快速反应的压力。[24]“使用核武器还是输掉战争”是当时战略计划的格言。双方之间这些心照不宣的限制推动了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得以自相矛盾地发展，以减少核武器的成本和风险，并降低非本意、意外的、无意的或者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在这些相互重叠的利益的狭小标签中，战略家推断，想要在一场核战争中获胜或者占上风，同敌人进行合作仍然是值得追求且共同受益的手段。简而言之，无论在实践中如何自相矛盾，它对双方而言都是“理性的”，即同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敌人进行合作，以避免爆发一场意外的战争。然而，随着作战态势的发展，如果一方选择继续背叛，那么在核战争爆发时它将致力于赢得一场核战争，至少把死亡和破坏减少至一个可容忍的水平。实践证明，这些不确定的抱负已经超出了任一超级大国所能实现的能力。[25]

军控谈判达成了一系列条约与协议。最早的条约于20世纪60年代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结束在大气层进行核武器试验，并开通一条热线，以在危机期间阻止爆发一场意外的战争，双方还一致同意阻止核武器的扩散或者把相关技术知识转让给第三国。第二阶段的条约和协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达成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中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Ⅰtreaty）。1972年6月双方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ABM），限定两个超级大国只能保留两个（后面修改为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它还禁止发展、试验或者部署海基、空基、陆基或者太空间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限制旨在使双方确信它们之间相互摧毁的能力将在敌人的突袭中生存下来。《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Ⅱ treaty）于1979年6月签订，从而巩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它对发展和部署远程核发射器设定了一系列煞费苦心的限制。截至1981年底，双方发射器的数量被限定为2250个。条约还对这一系列发射器的限制进行了完善，包括发射器的数量不能超过1320个。其中多弹头分导导弹运载工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ed Vehicle，MIRVed）携带的如果是弹道导弹，那么核弹头的数量不能超过1200枚；如果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那么核弹头的数量不能超过820枚。双方从未修改这一条约。美国作为对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的回应，吉米·卡特总统在参议院宣布退出该条约。[26]

即便这一条约得到了批准，它也将无法使任意一方的战略家满意。唐纳德·里根于1980年选举上台，他把军备竞赛推向了一个新的竞争水平。美国指控苏联违背诺言，违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美国流露出一些恐惧，即根据核弹头的数量及其破坏力来计算，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所拥有的核投掷量，将可能在一场突袭中摧毁美国的陆基系统。因此，美国战略规划的重心转向建立坚不可摧且反应迅速、可靠的、精确的系统。一旦战争爆发，这些系统将能够减少苏联的核力量，尤其是它的多弹头分导导弹运载工具系统。随后，军控谈判从减少发射器的数量转为限制核弹头的数量及其破坏力。这些担忧使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转变成战略武器裁减谈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s Talks，START）。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这些谈判才终止。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双方战略核弹头的总数也增加到2000枚左右。随着战略进攻性核军备竞赛的加剧，里根政府也宣布决心发展《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SDI），最终它被称作《星球大战计划》；这也为前者提供了更多的动力。总统把这一计划表述为一种补充“老旧且无用”核武器的工具。[27]然而，西方的批评者及其苏联同行把《战略防御计划》视为一种争夺核霸权的标志。与其说《战略防御计划》减缓了军备竞赛，不如说它生成了强制性动机，从而增加进攻性核武器来反击反弹道导弹（ABM）系统。[28]

2.安全困境的欧洲化

冷战的第二战场是欧洲。世界上大多数技术先进、现代化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就集聚在此。能够控制这些资源的超级大国，将促使美苏全球斗争的权力均势倾向最终对其有利的一边。简要说明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在这一地区部署战略与军事能力的演变，即简要地阐述超级大国与盟友决策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比追溯一项认真、令人痛苦的真实历史更为重要；这也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29]我们必须谨记，超级大国安全战略的建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一行为的方向定位于一个理想或者纯粹模型的概念框架；换言之，在通往这条由一种纯粹武装冲突模型理性决定的道路上，相关行为体的决策好像并没有受到限制或者做出妥协。作为实现一种纯粹战争模型的限制要素，其他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目的与利益虽然在后文中得到认可，但在解释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冲突时仅获得了少量关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使用或者不使用武力来促进一国的安全利益。这一关注焦点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详述，包括经济与民族、种族与文化身份政治；作为与政治合法性相关的要素，它们也是冷战对抗的重要关注点。

作为描述冷战的背景，记住这一点是有用的，即从15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在全球残酷无情地扩张帝国的势力范围，并把它们的统治强加给其他民族。[30]无论多少领导者与民族可能认为它们仅在欧洲争夺主导权，或者无论多少欧洲国家曾经可能试图或者坚信它们将其目标仅限定于欧洲舞台，它们之间的局部争端，就其事实来说，都已经全球化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与一场冷战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31]虽然共产主义的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盟已经强大到足以打败作为世界霸权挑战者的德国与日本，但是它们之间根本上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与价值观在战后无法得以调和。在敌对行动结束后，这一联盟几乎立即就解体了。欧洲很快就分裂成为两大阵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宣称，一张“铁幕”把欧洲与德国撕裂为两个部分，分别处于美国与苏联的霸权统治之下。随后，欧洲史无前例地建造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军事化，更强化了这一分裂。欧洲的军事冲突舞台融入了超级大国之间愈演愈烈的核竞赛。冷战期间的欧洲安全故事是这样一个故事，即欧洲安全作为追逐全球主导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由超级大国领导的两大阵营努力调和与合理化它们在欧洲的军事防御、威慑与作战战略。

超级大国联盟在欧洲的军事建设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适应全球核军备竞赛与欧洲军备竞赛所施加的相互竞争的安全压力的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到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东欧控制。西方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被视为政治性威胁，而非军事性威胁。东欧一个接着一个国家陆续倒向共产主义的统治以及德国占领区也苏联化，刺激了西方自由国家清除国内进入政府的共产党，并全力以赴地恢复饱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与社会来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意投票中的影响力，其中最急切的就是法国与意大利。

这些努力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以及1949年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大力支持。该条约致力于促使其成员国之间相互帮助，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攻击。这一保证对美国而言是尤为重要的。首先，自1778年法美安全条约以来，美国承诺在战争爆发前承担其他国家的防御义务。这一保证旨在阻止一场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攻击。虽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末期才姗姗来迟地进行干预，并在其盟友的国土被摧毁后才致力于解放其盟友，但是美国的保证仍被认为阻止了战争的爆发。鉴于美国军队在“二战”后快速推进复员，美国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建立在其核保证的基础之上，而大西洋同盟也正是在那时形成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与苏联于11个月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有关，从而打开了欧洲战场冷战的第二阶段。这些震动促成了大西洋联盟的军事化，并把一个保证协定转变成北约——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多边军事组织。美国的驻军永久地驻扎在欧洲；军事援助取代了经济援助来保卫欧洲；美国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被任命为北约的领导人。北约12个初始成员国还一致同意，在欧洲快速地扩建它们的常规部队，以抗衡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1954年成员国一致通过一项升级与装备96个北约分支部队以及部署9000架飞机的计划。

为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迫切要求西德重新实行军事化，并把预定计划的12支分支部队进行合并，统一由一个整体的北约指挥。美国就重新武装一个曾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制定了意义深远的盟军保留条款，从而使这一问题最终被解决。西德加入了北约联盟，并把其国家军事力量交由多国指挥。苏联做出的反应是匆忙地组建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以抗衡西方的行动。截至1955年，欧洲不仅在政治上被一分为二，而且它的安全由成立的两大敌对军事集团所界定，并且受到这两大联盟常规军备竞赛与核军备竞赛的驱使。

第三阶段是从1953年到1960年，其标志是欧洲战场快速的核武器化。北约很快就抛弃了建设压倒性的常规力量以抗衡苏联力量的目标。主要的限制是经济。[32]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首席顾问被说服，认为美国的经济无法维持欧洲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协调军事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北约和美国对欧洲的计划从常规力量转向核态势（nuclear posture）。战术核武器以及携带核弹头的火箭、导弹发射器被部署到北约部队。在高度紧张时期，大约有7000枚战术核武器以及数百个辅助性战地核武器部署在欧洲。华沙条约组织随之做出了相应的部署以应对北约的挑战。艾森豪威尔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来使这一转变合理化。在这一主义下，美国与北约将依赖核威慑来抗衡华沙条约组织对欧洲的威胁。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称，美国的核战略将“主要取决于一种强大的立即报复能力，通过各种手段以及（‘美国’）所选择的任何地区。”[33](https://www.daowen.com)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与北约依靠核力量抗衡政界所认为的苏联常规军事力量优势。华沙条约组织的常规军事力量竟然也依赖核武器。欧洲的核武器化从本质上而言是与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北约在欧洲核威慑的可信度以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为中心。在发展美国战略军火库来制订作战宣传所坚持的“扩大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核要求时，这一结合是主要的驱动力量之一。可信度议题是指美国是否会在自身生存遭受风险的时候，使用核武器来保护其北约盟友。鉴于苏联核平衡（nuclear parity）能力的日益增长，可信度议题成为北约军事计划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53年苏联成功进行氢弹爆炸，这仅比美国晚一年；20世纪50年代苏联创建的远程轰炸机与导弹力量也成为这一议题的重要关注点。[34]

为解决可信度这一难题，即美国与北约是否拥有使用核武器保护欧洲的能力与意愿，肯尼迪政府开启了北约计划的第四阶段，从1960年持续到1972年。[35]“快速反应”战略取代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国防部秘书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提议对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扩张，以抗衡华沙条约组织在战略交战（strategic engagement）这一层面的力量。这一常规军事力量建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逐步升级的阶梯，凭此北约能够在每一阶段占据优势，包括：阻止一场攻击、如果爆发敌对行动能够抵御一场攻击、把冲突快速引入有利于西方的局面。这一战略意味着如果有必要的话，假如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遭到打击，美国将首先使用核武器去击败一场攻击。快速反应战略还设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常规武器交战，它比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地雷拉发线”（trip wire）更长，以阻止战争快速升级成为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

鉴于它们所面临的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挑战，在此暂停一下来辨别盟友国家间利益的根本性差异是有用的。对于美国或者苏联这样的核霸权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了解其竞争对手以及其盟友的每个指令——它们是否升级一场冲突的决策，从而控制每一阶段的升级阶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它们的盟友依赖超级大国的核力量来保障其安全，它们努力最大化其对占优势的盟友所宣布的核政策及其核行动计划的影响。它们也受到其庇护者所面临的同样的安全要务的驱动，因此它们并不准备放弃控制其安全利益对其他大国的影响。欧洲国家不仅抵制常规军事防务繁重的成本，而且还抵制它们所认为的其承担的风险；它们认为这一风险比其超级大国保护者把一场常规战争限定在欧洲地区的风险大得多。超级大国可以通过心照不宣的共谋使自己的领土远离核攻击，而它们（欧洲国家）的国土将被摧毁。欧洲国家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并不亚于超级大国，即核武器可能在欧洲使用，或者作为区域外超级大国冲突的一种后果，可能会出现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对抗升级的前景。

核武器及其纳入快速反应战略态势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对冷战进程造成了两个可辨识的结果。第一，大多数的北约盟友不愿意认可快速反应战略，并把它作为确保美国保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美国为保护它们的安全利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成本与风险。作为对美国压力的回应，欧洲国家增加了它们的常规军事力量，这一负担主要落在了西德。北约部队虽然已经得以扩充，但是它从未被提升至这一水平，即排除核武器被引入战场的可能性。在自身领土面临风险的情况下，美国使用其核力量保卫欧洲的可信度通过承诺部署40多万部队及其家属作为核保障的人质而得以强化。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免受这些紧张关系。鉴于它（苏联）能够把其战略理念与实践强加于其盟友，就像雅典对米洛斯一样，美国被迫同结盟的民主国家进行谈判，以取得联盟共识，而后者却能够自由地背叛联盟战略。

核力量造成的困境的第二个结果是（这与背叛的动机紧密相关），其他的北约国家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以及所有这些国家努力获得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力，各国迥异的安全利益也都以美国的战略政策为轴心。[36]它们所追求的有三个战略。首先，法国通过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以及退出北约，寻求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力。[37]法国通过置身于军事计划与战争准备之外，不仅寻求对美国的行动政策施加超过其实力的更大影响力，而且在它认为符合其利益时采取脱离联盟的政策。其次，当法国通过脱离北约的军事组织（而不是大西洋联盟）进行反抗时，英国却追求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它把自己的核政策与美国直接绑定在一起；它不仅努力恢复两国战时亲密的合作关系，而且更直接的是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核目标与行动政策拥有一些话语权。[38]英国领导人说服美国领导人把至关重要的潜水艇发射导弹装备到英国，以确保其潜水艇的核力量。除了最可怕、最极端的情况，英国的核威慑在本质上是依附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计划的。最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西德，由于被条约禁止发展核武器[39]——迫切要求在北约内部拥有对核计划的咨询权，并通过有利于其安全利益的方式来改变美国的核政策。

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冷战时期争夺欧洲的一个短暂缓和时期，这开启了冷战在欧洲战场的第五个阶段。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美国与苏联及其盟友就几个关键性议题达成了一致。欧洲成为一个和平地带。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尽管十分短暂，但是在本质上承认并且含蓄地合法化了超级大国在各自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拥有特权。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假定，即达成这一均势妥协的可能性，双方一致同意承认两个分别拥有主权的德国，并支持它们在联合国的成员国身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也得以成立。其成员国包括来自华约与北约的国家。目标是促进跨国界的人员、商品与观念的交流。

这一短暂的和解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破裂了。在冷战的第六个阶段，欧洲日益被卷入超级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主要是中东、南亚与中亚。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欧洲的两大公约组织之间的战略核军备对话与军控谈判暂停。苏联的核威胁迫使欧洲国家从美国那里寻求更多的保证，美国通过使在欧洲基地的核力量的现代化来确保它对欧洲的保证。在欧洲国家的压力下，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108枚远程、更快速开火的潘兴导弹（Pershing missiles）以及464枚巡航导弹，以抗衡苏联在欧洲战场部署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SS-20（MIRVed SS-20）与逆火式轰炸机（Backfire bombers）。

这些行动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美国也反对在欧洲部署新的、更强大的美国战区核系统。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的标志性特点是美苏之间在这一议题上的龌龊不断增加。这一危机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起一场对苏联战略政策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才得以结束。戈尔巴乔夫与西方达成了一系列军控协议，这些协议最后被囊括在一个从欧洲撤走中程导弹的协议之内。作为戈尔巴乔夫统治苏联时期发起和解进程的成果，这些协议构成了欧洲冷战时期的第七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超级大国对欧洲主导权的争夺。在当今一个新兴的全球社会中，占据优势的是西式自由、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组建的联盟。在这一联盟中，美国是唯一的霸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3.安全困境的全球化

现在回想起来，超级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争夺是冷战的第三个也是决定性的战略战场。在这一广袤且严峻的地带，超级大国遭遇了对它们霸权野心进行的不屈不挠且令人敬畏的反抗。每一个超级大国尽管付出了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开支，以及作为大国的威望与声誉的巨大代价，但仍不能够驯服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甚至被看似非常软弱的力量打败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回应国内政治经济需求以及与发展中国家拉开距离的要求，被迫寻求各种方法来减轻帝国扩张的负担。

核武器与欧洲战场很好地吻合了克劳塞维茨的走向纯粹战争趋势的见解，即两个行为体兵刃相接，进行一场至死方休的决斗，即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阵苏联及华沙公约组织。这些看似简单的军事制衡同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代理人、追随者和替代者之间不连贯且复杂的快速变化的结盟与联盟不太相似。发展中国家武装冲突的类型，以越南与阿富汗作为典型案例，更加接近于更强硬的霍布斯式战争模型，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非计划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比如说一场全球性核决战，或者一场欧洲范围的巨型冲突。冷战期间欧洲的秩序是由超级大国强加的，并且得到了《赫尔辛基协议》的短暂支持，这同发展中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对超级大国不满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抵制超级大国的压力与哄诱。

超级大国从未指望这些伙伴的可靠性，它们在这些大陆及其好战的民族之间获得优势的努力是毫无成果且失败的。[40]后者追求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通常而言，这些政治利益同超级大国的重要利益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当它们的利益相冲突时，更虚弱的伙伴通常拒绝使自身的安全目标从属于更强大的盟友的安全目标。三位理论者推崇的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我们所描述的核战略与欧洲战场中超级大国的行为，但是它被拓展以囊括发展中国家中更大、更密集且更复杂的国家冲突网络。这些新兴国家拒绝从属于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控制，甚至力求操纵强大的盟友为自己谋取利益。

超级大国斗争的情景还反映在20世纪以来欧洲帝国逐步侵蚀以及随后的解体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了欧洲国家维持其主导非欧洲民族的资源与意志。欧洲国家颇具讽刺的遗产是给予了非欧洲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自治与国家主权。去殖民化进程要求20世纪的诸多权利得以实现。它最终的篇章可能要回溯到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一年后南非白人少数民族统治的终结。在20世纪末期，在一个拥有60亿人口、碎片化与难以应对的世界社会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政治组织单元胜出。在它们试图支持异质民族加入大国的斗争中，超级大国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全球性民族国家体系的促成因素。全球性民族国家体系将填补由欧洲中心体系解体所遗留的权力真空。

霍布斯模式通常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层面。欧洲帝国的解体以及超级大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造成了多个权力与冲突中心。超级大国陷入了这一无政府状态情境，寻求抑制这一情境向着符合其对手利益的方向演变。这很像雅典与斯巴达，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盟友或者极力阻止它们倒向对手，以获取政治影响力、军事承诺与情报支持、基地、后勤支持、外交掩护与合法性。[41]反过来，发展中国家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操纵超级大国。虽然以色列与埃及分别很快地接受了美国与苏联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但是它们都利用这些援助打击对方，而非服务于它们的超级大国施主。同样，巴基斯坦与印度利用它们获得的来自华盛顿与莫斯科的援助与军事装备来进行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争。在非洲之角，当援助符合自身利益时，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周旋。与此同时，苏联面临这一困境，即支持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对抗厄立特里亚反对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叛军。如果代理国把它们的利益抵押给华盛顿或者莫斯科而使其地区的地位受到削弱，那么它们也不能对其超级大国赞助者提供支持。

一个超级大国同其代理人表面的结盟几乎没有隐藏一种更宽泛且更深刻的长期地区背叛模式，即当一个盟国的利益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相冲突时，盟国将会背叛与超级大国的结盟。这一模式在世界各地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辨别出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所带来的后果以及20年后北京与华盛顿的逆转性结盟以共同对抗莫斯科。战略要求与国内政治的紧急情况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些权力与结盟的困境导致超级大国面临令人恼怒的选择。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担忧，一场不能掌控的地区性冲突升级到威胁它们的核战略与欧洲的利益。两大核巨头虽然在全球进行竞争，但是仍被诱导同对方进行合作来控制它们的代理人，以阻止发生更坏的情况。[42]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断地干预中东与南亚地区的冲突，以约束它们的代理人。苏联说服古巴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Sandinista regime），以避免在美国的利益范围内激怒美国；而美国阻止台湾地区与韩国发展核力量，因为这将可能打破东北亚的权力平衡。

美国与全球43个国家签订了共同安全协议。除了北约，华盛顿还加入了一个多边安全条约，主要是拉美和中美洲国家。美国还与菲律宾、韩国、台湾地方政权达成了双边协议。与美国相关的两个相互支持的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th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与巴格达条约（the Baghdad Pact）——在去殖民化与冷战的压力下解体了。同样，苏联也加入了多个多边防御条约。但是，随着冷战的发展，这些多边防御条约最终被证明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一种加强其在全球权力的福利。武器转让与军事援助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依赖的主要政策手段，以建立一个代理的国家网络。在冷战结束时，苏联与美国占据了武器转让总价值的65%，在1984年至1988年期间，估计有2480亿美元。在这些武器转让总价值中，苏联供应了1010亿美元，约为41%；美国为600亿美元，约为24%。[43]

两个超级大国都合理化它们依据意识形态而非战略权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美国坚持认为它在第三世界的干预是为了保卫自由市场、自由民主与人权。1947年，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宣布了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为他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进行辩护，以支持“自由的民族抵制武装少数派或者外来压力企图进行的征服”。[44]杜鲁门直接把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安全联系起来。他认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侵略，极权政权（totalitarian regimes）被强加给自由的民族，这破坏了国际和平的根基，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安全”。[45]

现实并不亚于眼见之事（the reality was less than met the eye）。虽然冷战期间批评的声音不断，但是，当继任的美国政府被迫在以下问题上进行抉择时：它是支持这些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是出于认知的战略优势而选择同那些与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左的政权与国家进行结盟，它们屡次选择了后者。这也正如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从截然不同的视角来解释与预测这些选择一样。[46]在中东，石油与战略利益使美国与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结盟。在拉丁美洲，华盛顿支持独裁政权与军政权，打压左翼或者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府。它秘密干预并支持阿根廷、巴西、智利的反民主派系，并与阴谋者进行合作于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它还支持尼加拉瓜右翼的反政府叛军反对桑地诺政权，并资助中美洲的军政权。它还在1965年干预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982年干预格林纳达，以阻止被视为左翼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掌权。没有一个美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承受在加勒比海国家再建立另一个共产主义的古巴。更不用说美国还支持一些国家的“独裁”政府，例如扎伊尔的蒙博托（Mobutu）（亦称赛赛·赛科，Sese Seko），中部非洲与南部非洲的反民主叛军，包括南非的少数白人政府及其种族隔离政策。

苏联为其权力扩张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并不比美国的更令人信服。从冷战开始的第一个十年直到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逝世，苏联似乎支持遍布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势力。斯大林的逝世为对共产主义学说重新进行一种根本且系统的论述开辟了一条道路。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宣称有多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因此苏联将支持民族革命资产阶级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bourgeois movements），并以此作为共产主义最终获得胜利的一块垫脚石。利用新机遇谋求战略优势的这一意识形态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提升了苏联在这些新兴国家的声誉与影响力。它从新兴国家拒绝西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对前任压迫者缓慢消失的憎恶中获利。莫斯科容忍了这些国家对共产党及其党派的镇压，以巩固它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像美国一样，为了它的国家安全利益，苏联已经准备好牺牲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承诺。[47]

超级大国干预的挫败感与日益增加的成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它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中国家像超级大国一样毫不留情地追求它们的国家利益，并且坚定地维护它们的主权、独立与自决权。在干预越南数十年后，美国被迫于1973年撤军，这为北方共产党于1975年完全接管这一国家提供了舞台。作为一个实验室，越南实验揭示了外部势力统治外国民族的无效性，以及它们创建自己的国家与政权的决心，无论这一决心同任一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偏好如何冲突。

苏联也得到了同样沉痛的教训，但是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带来了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在数十年令人挫败的战争后，苏联抛弃了阿富汗及其代理人，后者最终被当地的反对派所打败。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越南、古巴与尼加拉瓜获得了表面的成功，却是实质性灾难。这些盟友的虚弱与贫穷只会导致苏联深陷成本高昂的冲突之中。随着经济的恶化，苏联已经不堪重负。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这些代理人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衰退，并破坏了其同西方竞争的能力。尽管存在这些挫折与负担，苏联仍然能够在冷战期间建立一种强大且可怕的军事体系。它为了抗衡美国及其西方联盟而追求军事主导权，已持续了40多年。莫斯科的权力与影响力在苏联或者帝国主义沙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它在其物质性权力的顶峰分裂了。苏联的解体在事实上终结了冷战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