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2002），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本书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最好的批判性梳理与回顾，把该学科分为了几个主要的次领域。伊曼纽尔·阿德勒对建构主义的评论以及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亚历山大·温特对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评价尤为中肯。
Emile Durkheim（1993），Eth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Morals，Buffalo：Prometheus Books.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师的思想，并对现代理论者与实践者汲取前辈大家的思想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Forum（2002），“Forum on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123-80.本书对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最精辟且最广泛的批判。本书是由国际关系领军学者所著，其中也包括了温特的反驳。温特也在文中阐述了他最新的思想发展。
Peter J.Katzenstein（ed.）（1996），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本书由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所编著。本书对温和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最好的介绍，并把建构主义的理论洞见纳入主流思想。
Nicholas G.Onuf（1998），“Constructivism：A User's Manual，”pp.58-78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edited by Vendulka Kubalkova，Nicholas Onuf，and Paul Kowert，London：M.E.Sharpe.本书有助于了解奥努夫1989年就建构主义理论写的一本更加具有挑战性且全面的著作：World of Our Making：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John Gerard Ruggie（1998），“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855-85.如果有人想要了解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本文是一本好的入门级读物。本文写作简洁明晰，令人称赞的是文内详细的文献梳理，并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
John R.Searle（1995），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这是一本有关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读物，由一名重要的社会学家所著。
Alexander Wendt（1999），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一重磅著作总结并拓展了温特先前所有重要的论文。
[1]奥努夫（Onuf，1998：58）。
[2]温特（Wendt，1999）极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伊曼纽尔·阿德勒（Emmanuel Adler，2002）在探讨、回顾和评估建构主义研究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3]奥努夫（Onuf，1998：58）。
[4]沃尔特（Walt，1998）。
[5]奥努夫（Onuf，1998，1989）。
[6]参见第一章对社会理论构成要素的简要描述，本书也使用了大量篇幅阐述此问题。本书尤其是这一章对建构主义者的研究持赞同的态度，并欢迎它的研究见解，但是它对可能建立一种客观却非中立的社会科学持认可的立场，而许多建构主义者反对这一论点。随后的讨论也表明，虽然由于下文的篇幅所限，但是本书重点讨论了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及其同事对建构主义的价值；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温和”建构主义者，而不是“激进”建构主义者。参见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温特（Wendt，1992，1994，1995，1999，2000）。
[7]建构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就生成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例如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a，2001b），库芭科娃、奥努夫与科维特（Kubalkova，Onuf，and Kowert，1998），菲尔克与乔根森（Fierke and Jorgensen，2001）。
[8]芬尼莫尔（Finnemore，1996）与克洛茨（Klotz，1995）分别描述了规范如何影响行为体在界定国家利益以及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体系时的行为。参见鲁杰（Ruggie，1998：862—869）对核心案例研究进行的清晰简明的概述以及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费伦（Fearon，2002）和温特（Wendt，1999）的著作。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再详细地讨论这些研究。
[9]这一点触及理性主义者（行为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论战的核心。
[10]本章的引用文献为这些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提供了一个样本。
[11]温特（Wendt，2000）承认接受这些批评，但他并未就此道歉。参见奥努夫（Onuf，1998，1989）以及第243页注释①，有学者严肃地批评温特的建构主义及其同盛行的理性主义思想所谓的妥协。尤其可参见玛雅·泽福斯（Maja Zehfuss，2001）。还可以参见泽福斯（Zehfuss，2002）对此进行的详细分析和批判。
[12]坎贝尔（Campbell，1992）。还可以参见他和其他学者如坎贝尔（Campbell，2001）、多提（Doty，2000）、史密斯（Smith，2000）和阿德勒（Adler，2002）提出的批评。
[13]温特（Wendt，2000，1999）。
[14]温特（Wendt，1999：41）。
[15]可以比较温特（Wendt，1999）和沃尔兹（Waltz，1979）的思想。
[16]这种妥协在费伦与温特（Fearon and Wendt，2002）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17]参见阿德勒与迈克尔·巴尼特（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2002）、詹姆斯·费伦与亚历山大·温特（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2002）以及《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0年就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组织的论文集。他们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有用而详细的介绍。
[18]福柯（Foucault，1980，1982）。
[19]这一问题的相关介绍可以参见吉登斯（Giddens，1984，1993）、德斯勒（Dessler，1989）、温特（Wendt，1987，1999）、卡尔斯内斯（Carlsnaes，1992）。最近的有关引用文献，可参见第四章第139—193页以及其中引用的文献。
[20]转引自鲁杰（Ruggie，1998：856）。这一讨论采用了鲁杰对建构主义思想演变的详细解释以及作者本人阅读韦伯与涂尔干的思考。尤其可以参见韦伯（weber，1968）和涂尔干（Durkheim，1984，1993）。
[21]韦伯（weber，1958）。毋庸置疑，韦伯的假设一直具有高度的争议。参见蒙森（Mommsen，1992）和斯威德伯格（Swedberg，1998）。
[22]鲁杰（Ruggie，1998）认为社会学这些早期创始人的著作为建构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赛尔（Searle，1995）详细阐述了这些联系。有关建构主义对安全研究的意义的分析，可以参见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阿德勒与巴尼特（Adler and Barnett，1998）。
[23]阿德勒（Adler，2002：95）。
[24]吉登斯（Giddens，1984，1993）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了这一社会化的适应过程。
[25]建构主义者指出有些理论者认为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被边缘化了。而一些理论者反对建构主义者的指控。可以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罗伯特·基欧汉强调，观念有助于行为体把他们的偏好与有效的战略联系起来；观念有助于行为体在不同的战略中做出抉择；观念有助于创建规范与制度，进而促进了未来的交往。参见戈德斯坦与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基欧汉（keohane，2002）对温特的批判，以及鲁杰（Ruggie，1998：866—867）对温特的批判。
[26]施罗德（Schroeder，1994b，2003，2004）认为欧洲国家及其政治家不仅明白战争正在威胁他们的国家与政权，而且也意识到解决国家与政权冲突的和平方案本身就是有益的，从而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共同体，开展经双方同意的合作而非强制性合作。
[27]弗兰克（Frank，1988）。弗兰克的质疑虽然不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主流观点，但是该观点也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还可以参见波兰尼（Polanyi，1944，1959）、涂尔干（Durkhelm，1933）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28]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可参见弗兰克（Frank，1988）。
[29]鲁杰（Ruggie，1982）与库珀（Cooper，1968）。
[30]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
[31]温特（Wendt，1999：76）。
[32]卢梭（Rousseau，1950）。
[33]温特（Wendt，1999：79）。
[34]达尔（Dahl，1957）。
[35]正如第一章解释道，本书对经验和行为的因果关系采用一种宽泛的概念。它使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更大范畴的人类行为，并把它视为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解释。在解释行为体做了什么、行为体为何以及如何行为时，它假定价值、观念与主观思想状态发挥了重要且决定性的因果作用。在理解行为体所说的安全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一观念与知识来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时，采用这种宽泛的概念是特别中肯的。这些关于因果关系的假定明显达不到“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观点的标准。某些“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否认存在这一可能性，即客观的社会科学能够从观察者的偏见中评估行为体的主观思想状态。
[36]奥威尔（Orwell，1954）。
[37]瑟尔（Searle，1995）。
[38]库罗德兹（Kolodziej，2003）编著的书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
[39]相关支持性证据，参见库罗德兹（Kolodziej，2003）。
[40]此标题引用了一名“激进的”“观念到底”（all-the-way-down）建构主义者对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批判。在此对他表示感谢。参见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2000）。
[41]两位现实主义者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克里斯滕森与施奈德（Christensen and Snyder，1990），但是他们是从一种战略性视角而不是体系性视角进行研究的。
[42]温特（Wendt，1992）。
[43]温特（Wendt，2003）。
[44]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
[45]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1984）。
[46]奈（Nye，1990）、基欧汉和奈（keohane and Nye，1989）。
[47]沃尔泽（Walzer，1974）。
[48]温特（Wendt，1999：282ff.）。
[49]这本著作的结论超越了把康德式无政府状态作为国家体系的最终阶段。他当前的思考并没有被纳入这一讨论。他设想了最终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的可能性。参见温特（Wendt，2003）。
[50]多伊奇（Deutsch，1957）。
[51]阿德勒与巴尼特（Adler and Barnett，1998）、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https://www.daowen.com)
[52]阿德勒（Adler，2002：107）。他阐述了“激进”建构主义对温特“中间道路”的批判，而他对此也作了精彩且简练的批判。
[53]阿德勒（Adler，2002：108）。斜体强调部分为原文所有。本书已经表明，建构主义者之间辩论之激烈，他们哲学问题的传播，尤其是他们就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证据规则、认知性发现或者社会性建构的知识等根本性议题和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已经超越了这一讨论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
[54]奥努夫（Onuf，1998）尤为坚持这一观点，即施动者常常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行为，而这些行为或者事件导致了非本意与不可预见的后果。还可以参见他的奠基性著作（1989）。奥努夫避免做正面的答复也向建构主义者提出了难题，因为他们也声称有能力的行为体依赖他的生活结构来适应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此外，无所不知的建构主义观察者如何知晓行为体在何时是审慎的且知道其决策后果的情况下行为的，抑或不知情其决策将导致非本意且不可预见的结果呢？参见吉登斯（Giddens，1984，1993），他也强调能力胜过机遇。
[55]温特（Wendt，2003）。
[56]温特（Wendt，1999：76）。
[57]温特（Wendt，1999：129）。
[58]温特（Wendt，1999：375）。
[59]科斯洛斯基与克拉托赫维尔（Koslowski and Kratochwil，1994）、勒博（Lebow，1995）。勒博编著中的一些参与者，尤其是肯尼思·奥耶（Kenneth A.Oye）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并不把自己视为建构主义者，尤其不是“激进”建构主义者。
[60]科斯洛斯基与克拉托赫维尔（Koslowski and Kratochwil，1994：133）。
[61]可以把基欧汉与戈德斯坦（Keohane and Goldstein，1993）和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同温特的观点进行比较。
[62]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21）。
[63]斯特林-福尔克（Sterling-Folker，2000）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的内容。
[64]斯特林-福尔克（Sterling-Folker，2000：101）。
[65]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31）。
[66]斯特林-福尔克（Sterling-Folker，2000：97）。
[67]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a，2001b）在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68]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31）。
[69]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14）。
[70]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39）。
[71]同上。
[72]葛兰西（gramsci，1971）。
[73]奥努夫（Onuf，1998：64）。
[74]同上。
[75]史密斯（Smith，2001：42）。
[76]同上。
[77]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75）。
[78]这可以与埃文斯、鲁施迈耶与斯克波尔（Evans，Rueschemeyer，and Skocpol，1985）的观点进行比较。
[79]奥努夫（Onuf，1998：64）。
[80]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124）。
[81]卡莱尔·当戈斯（Carrère d'Encausse，1993）、凯撒（Kaiser，1994）。
[82]李斯-卡彭（Risse-Kappen，1995）。
[83]库罗德兹（Kolodziej，1974）。
[84]葛兰西（Schumpeter，1955）。
[85]林布隆（Lindblom，2001：169）。
[86]戴蒙德（Diamond，1997）。特别参见第三章。
[87]拉塞特（Russet，1993）、拉塞特与斯塔尔（Russet and Starr，2000）、拉塞特与奥尼尔（Russet and Oneal，2001），以及利普森（Lipson，2003）。
[88]克拉斯纳（Krasner，2002：131）。
[89]可以比较沃尔兹（Waltz，1990，1964）与约翰·米勒（John Mueller，1988，1989）的观点。
[90]库兰（Kuran，1991，1995）。
[91]奥努夫（Onuf，1998：64）。
[92]基欧汉（keohane，2002：126）。
[93]例如，阿德勒与巴尼特（Adler and Barnett，1998）、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与弗雷德金德（Frederkind，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