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已从经典思想家那里学到了什么。霍布斯、克劳塞维茨和修昔底德的重要性，并非是因为他们为我们理解安全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普遍意义上界定了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不仅仅只是希腊人、英国人或者德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三位思想家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中，但都寻求建立某种政治和道德秩序来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繁荣。人类社会都面临安全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也同样如此。安全问题是一个持久且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不同的重要维度去理解安全问题，才能够找到恰当的历史性（historically bound）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即使不能最终解决也能暂时地缓解安全问题。他们的思想是我们思考安全问题的入门工具（starter kits）。

随着我们讨论的进一步展开，这一点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的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理论者加入与这些思想大师对话的行列中，试图概括或者普及他们的安全立场。我们开始认识到，从宽泛定义中来解释和理解安全，正是对人类环境这一特有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驱动力。经典作者已经证明，跨越历史时空来界定安全是可能的。他们描述了人类的言行，视人类为本身，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行为同样反映在另一个时代中。修昔底德时期的希腊（公元前5世纪）、霍布斯时期的英国（公元17世纪）以及克劳塞维茨时期的普鲁士（19世纪）之间存在一种跨越数世纪的无形联系。不管在哪个时代，也不论人类社会在语言、风俗、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上存在多少差异，他们都面临安全困境中的类似难题。这一困境在安全研究的所有分析层次中存在，这在本书第一章已作论述。

霍布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内部存在暴力与强制性威胁的逻辑。他证明，人持有不同、多元且相互冲突的偏好是一个客观事实，人们都想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如果非暴力手段达不到目标，那么他们将诉诸武力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出现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合作的某种机会。其结果是，在每一次交往中都潜伏着一场持续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对霍布斯来说，从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到混乱状态，每个人都是输家，除非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即利维坦，能阻止这一状态。利维坦能够确保人类生存、经济发展以及文明完善和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将取代不断的两败俱伤的冲突。因此，安全困境根植于人性中相互冲突的个人与社会偏好。无论我们是希腊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在安全困境中，我们遇到的敌人都是你和我。

克劳塞维茨和修昔底德则揭示了国家间和社会间的安全困境。他们阐明，不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安全困境。霍布斯预见到人与人之间权力争夺的终极博弈，克劳塞维茨同样看到，如果不受政治和道德目的的限制，那么用暴力对抗暴力并最终走向纯粹战争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雅典由于寻求强行统治盟友和敌人，使其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但丧失了霸权地位而且以失败而告终。修昔底德承认，雅典通过军事征服来扩张帝国的决心，超出了它实现过分的政治野心的物质性权力，由此在不知不觉中使其极力追求的安全受到威胁。

克劳塞维茨明白，安全困境内嵌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它与主权国家体系共存共生。每个主权国家都宣称对主权统治下的人民及其领土合法垄断暴力使用。在这些条件下，每个国家都必须备战或者寻求盟友共同备战，以确保其安全和重大利益。如果一国积极备战，那么它的敌人也将做出同样的行为。所有国家都冒着将冲突推向纯粹战争的危险。如果一国或者其他国家无法充分备战，那么他们在敌人甚至曾经亲密盟友的威胁面前是脆弱的。其脆弱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加以利用。

三位理论大师一致认为，人类理性和智慧能制衡武力，是解决或者缓解安全困境的必需品。霍布斯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合法垄断暴力使用的利维坦或者国家，来解决一个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如果主权国家能够在国内保障个人的安全，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外来势力的掠夺和破坏，那么主权国家将达到它与本国公民缔结契约的部分要求。为提供秩序，国家将合法化它对武力和暴力的拥有和使用。

出于同样的理由，克劳塞维茨和修昔底德一致认为，国家间关系以及社会间关系的暴力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制衡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三位理论大师还一致认为，武力的构成要素仅是安全困境持久性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要素。安全困境这一人类难题和自然难题只能通过人类提出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个人、国家和社会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一种去控制暴力的政治与道德必要。(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所有这些回答可能非常宽泛、没有恰当界定，以致可能在实际上鼓励走向纯粹武力的终极博弈。这正是我们从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暗中进行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得到的教训。一方面，令人发指且在道德上令人憎恶的制度（例如奴隶制）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暴行（例如种族屠杀）通过权力和武力的行使而得以制止。这就是美国内战及纳粹德国失败的故事。在美国，如果南方赢得了战争，那么奴隶制将可能得以制度化，并持续几十年，直到它可能的消亡。纳粹进行合法统治的方案是种族主义和大屠杀，这绝不是一个保护所有成员重大利益的公正与和平秩序的根基。

这些案例提出了使用武力解放人类的悖论。人权、民主价值观、国家独立、自决权取决于在一国内部及其外部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然而一国使用武力无异于玩火，这也是从雅典学到的经验教训。即便在服务于高尚的目的时，使用武力仍然会产生选择困境。在这一困境中，行使权力很容易同正义、权利或者宗教谴责（strictures）等观点根本对立。米洛斯人是支持这一主张的第一人。从反思的视角来看，雅典人也可能把他们的失败视为权力过度扩张的结果。除非受制于人类的设计，否则以暴制暴将螺旋升级、失去控制，变成霍布斯式终极博弈。在走向纯粹战争形式的过程中，以暴制暴变得毫无意义。意义或者理智并非由武力所把持。它源于政治和道德价值观，并为使用暴力做辩解。

无论调和暴力与道德和政治主张之间的问题是如何困难或者棘手，我们三位理论大师还是对这一永恒的争论持开放的态度：实现人类的价值与暴力始终在人类追逐其欲望的社会交往互动中盛行。激发经典理论者理解人类环境的问题是，他们诚实地面对暴力问题及其暴力控制问题；自相矛盾的是，即便他们并没有设想出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交往与互动的终极解决方案，这也并不意味着是否使用武力会影响他们所渴望的结果。人类拥有自由去选择悲剧性地屈服于制衡暴力的无限需求。或者，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塑造物质环境，在这一环境下，他们能够使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这也是我们三位理论大师鼓励和保留的一种选择和战略。一种安全理论应该既能解释潜在且无限的暴力扩张，也能解释强加于武力的限制。安全理论所提出的暴力与安全困境将激发人类的思维和独创性，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人类的目的。

如果说三位理论大师为建立全面安全理论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那么我们也很难说是由他们说了算。批评者也有很多话要说，包括深化我们的安全知识、安全知识如何与我们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富有说服力的规则。这并不是假定只有一个且不可反驳的安全观及其安全研究，相反，承认存在相互竞争的观点看起来更加明智。那么，安全理论者的目的就不是不假思索地支持相互竞争观点中的某个观点或者另一个观点，却排斥其他的观点，而是能够衡量各种观点所能提供的解释力，这取决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这也意味着拥有某种能力，能够辨别这些不同理论流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够解决所有的安全问题；没有一个研究范式能够胜过其他的研究范式。为做出这些决定学会选择、建立标准是主要学习工具，进而能够发现、发展和运用理论。安全研究应该从所有思想和人类经验中汲取营养，这有助于对现实持一种保留态度。随后的章节将主要论述学会如何辨别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去了解一些简单的工具。

第三章将建立一个“实验室测试”（laboratory test），不仅要检验经典思想家的研究方法，还要检验现代追随者以及批评者的研究方法。一旦这一实验室得以建立并运行，我们将使用它来检验当前盛行理论的解释力。我们将运用第一章中伊姆雷·拉卡托斯所强调的证伪标准来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