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Hèléne Carrère d'Encausse（1993），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Triumph of the N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这位法国学者享有国际性声誉，他是苏联与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最有见解的学者之一，尤其是他对苏联与俄罗斯民族、种族与宗教纷争的研究。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在数十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他认为苏联的灭亡正是这些国内分裂的结果。
Lawrence Freedman（1989），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London：Macmillan.该书对超级大国核学说的演变以及核军备竞赛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John Lewis Gaddis（1992-199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5-58.该书是由一位著名的冷战史学家所著，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见冷战的终结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Marshall I.Goldman（1991），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New York：W.W.Norton.该书是由一位精通苏联与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观察者所著，作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该书对亚诺什·科努依（János Kornoi）的学术性分析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请参见书中的引用。
Robert J.Kaiser（1994），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该书详细地阐述了苏联无法解决国内各民族、种族与宗教纷争的原因，并解释了这些国内冲突如何成为以及为什么是苏联及其体系解体的决定性因素。
William R.Keylor（2003），A World of Nations：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是一本好的入门级读物，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冷战的演变及其后冷战时期。它还对凯勒（Keylor）的著作进行了补充。本书第一章引用了凯勒（Keylor）的著作。还可以参考每本书中大量引用的参考文献。
János Kornoi（1992），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该书名列前茅，是对苏联经济发展体系的失败做出了最彻底批判的著作之一。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eds.）（1995），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这一论文集主要从政治与道德的视角对苏联及其帝国的解体进行了大量中肯且生动的分析。
[1]沃尔兹（Waltz，1959）。
[2]拉卡托斯（Lakatos，1970，1978）、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Lakatos and Musgrave，1970）。
[3]卡恩（Kahn，1960）。英国一位著名的宇宙学家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些体系所造成的威胁即便在规模上日益减少，它们也仍然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参见里斯（Rees，2003）。
[4]罗斯托（Rostow，1971）。
[5]科尔奈（Kornai，1992）对计划经济及其缺陷进行了最全面的阐述。
[6]转引自科斯洛斯基（Koslowski，1994：140）。旨在征服的军队把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决心并不是冷战所独有的特征。持续数世纪的宗教战争也有该特征，这可追溯到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始于法国大革命的世俗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应该向勒博（Lebow）请教，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没能预测到冷战的终结进行了深刻批评。凯勒（Keylor，2003）对“二战”后到现今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历史性回顾，这也是非常有用的。
[7]戴蒙德（Diamond，1992）。
[8]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97，1992）在著作中清晰有力地阐述了：即使全球人类的生物性演变逐渐趋同，人类社会仍具有多样性。
[9]熊彼特（Schumpeter，1954：1026ff.）。
[10]冷战史已发掘了大量且日益增多的研究文献。这里简要呈现的研究文献来自诸多渠道，本章通篇引用了主要的研究文献。参见凯勒（Keylor，2001：251ff.）及其在书中列的大量参考文献（568—587）。凯勒比较了30年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全球冲突。加迪斯（Gaddis，1982）论述了1980年里根政府的美国政策，这也是很有用的文献。就苏联而言，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的专著也非常有用。他主要从莫斯科地缘政治政策这一视角记录了冷战。参见加特霍夫（Garthoff，1995）
[11]凯勒（Keylor，2001）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12]凯南（Kannan，1984a）提出了这一观点。
[13]麦卡利斯特（McCallister，2002）。
[14]库罗德兹（Kolodziej，1966：33—178）以及希林、哈蒙德与斯奈德（Schilling，Hammond and Snyder，1966）的著作详细地阐述了这些事件及其对冷战军事化的意义。
[15]鲍尔（Ball，1980）、弗里德曼（Freedman，1989）、赫尔肯（Herken，1985）、卡普兰（Kaplan，1999）和诺兰（Nolan，1989）。
[16]布罗迪（Brodie，1946）。
[17]恩索文与史密斯（Enthoven and Smith，1971）。
[18]克雷格与容格曼（Craig and Jungermann，1986）、路易斯（Lewis，1979）。
[19]施瓦茨（Schwartz，1983：138—139）。
[20]沃尔斯泰特（Wohlstetter，1959）。
[21]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是基于历史性分析，参见乔治和斯莫克（George and Smoke，1974）；另一种批评分别是基于政治与心理的弱点，这随后在威慑理论与实践中非常盛行，参见摩根（Morgan，1983）和杰维斯、勒博和斯泰因（Jervis，Lebow，and Stain，1985）。
[22]苏联核战略的演变比这里阐述的更加复杂和微妙。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基于苏联与美国军事核体系的发展趋势，包括运载工具、核弹头以及指挥和控制机制，进而走向了一种纯粹战争的模式。无论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存在多少分歧，尤其是它们对政治与道德目标的关系以及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军事力量的认知，在建造和理性化核战略体系时，我们都有理由认为它们的实际行动已走向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纯粹战争模式。加特霍夫（Garthoff，1966，1990，1995）、霍洛威（Holloway，1984）、柯克辛（Kokoshin，1995）、莱尔德与赫斯伯灵（Laird and Herspring，1984）对不断演变且必然变化的苏联战略的复杂性进行了更加全面、详尽的讨论，可以把它同对美国核战略与政策的考察进行比较。
[23]参见鲍尔（Ball，1980）、普林格尔与阿金（Pringle and Arkin，1983）以及罗森伯格（Rosenberg，1983）对美国核打击目标计划的阐述。
[24]摩根（Morgan，1983，2003）。
[25]布罗迪（Brodie，1973，1946）早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出于政治原因同一个拥核对手进行合作的理论理性基础。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其几本专著以及他与莫顿·哈普伦（Morton Halperin）的合著中提出了一个更狭隘的理性选择合作框架，参见谢林与哈普伦（Schelling and Halperin，1958）、谢林（Schelling，1960，1966）。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见一致，尤其是反打击理论的支持者寻求通过发展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获得对苏联的优势。例如，参见格雷（Gray，1984）以及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的观点。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2000）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理查德·珀尔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政府中一名有影响力的决策者。
[26]塔尔波特（Talbott，1984，1979）在书中谈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这些煞费苦心的军控谈判。
[27]参见塔尔波特（Talbott，1984，1979）。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战略防御计划》，或者所谓的星球大战与争论及其对冷战以及美国、苏联核军备竞赛演变的影响。
[28]加特霍夫（Garthoff，1995）。
[29]德波特（DePorte，1986）。
[30]麦克尼尔（McNeill，1963）、沃森（Watson，1984，1992）。
[31]泰勒（Taylor，1954）与其他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认可这一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范围比所讨论的更为窄小。而这一讨论描绘了欧洲战场，无论按照什么衡量标准来看，它都是一场争夺全球霸权，而不仅仅是欧洲霸权的战场。
[32]库罗德兹（Kolodziej，1966）。
[33]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的讲话，转引自奥斯古德（Osgood，1962：103）。
[34]尚无对北约军事政策全部历史的阐述。后期的文献对不同时期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包括北约针对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扩张。参见卡普兰（Kaplan，1999）、奥斯古德（1962）、施瓦兹（Schwartz，1983）、约斯特（Yost，1998）与库罗德兹（Kolodziej，2002a）。
[35]对快速反应战略（Flexible Response）起源与演变的讨论，参见达尔德（Daalder，1991）、加迪斯（Gaddis，1982）、考夫曼（Kaufman，1964）、库罗德兹（Kolodziej，1966）、周思哲（Stromseth，1988）。
[36]奥斯古德（Osgood，1962）。
[37]科尔（Kohl，1971）、库罗德兹（Kolodziej，1974，1987）。
[38]皮埃尔（Pierre，1972）。
[39]凯莱赫（Kelleher，1975）。(https://www.daowen.com)
[40]作为严肃认真的研究对象，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的研究滞后于主要大国战略的研究。为弥补这一空白而做出的早期尝试，参见库罗德兹与哈克威（Kolodziej and Harkavy，1982）。（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是该研究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其主办的期刊《生存》（Survival）和斯特兰德（Adelphi）系列研究报告主要刊发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
[41]超级大国在发展中国家40多年的争夺显然太复杂、太多变，以致无法在几页纸内总结出来。这里强调的是在此情况下的斗争，它对克劳塞维茨的纯粹战争理论进行了反思。为探究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可参见邓洛普（Dunlop，1993）、科本斯基与福山（Korbonski and Fukuyama，1987）、诺杰与唐纳森（Nogee and Donaldson，1992）、罗恩与沃尔夫（Rowen and Wolf，1987）、瓦尔克尼尔（Valkenier，1983）与鲁本斯坦（Rubenstein，1988）。还可以参见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89），该书提供了详尽的参考文献，以及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91）。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尚无最终的定论。参见凯勒（Keylor，2001）对该特定研究列出的大量引用文献。
[42]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91）描述了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在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行为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这一地区分界线的。
[43]参见美国军控署（US Arms Control Agency）在这些相关年份所公布的年度报告，直到这些文件不再被公布：美国军控与裁军署（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1973）。
[44]格雷布纳（Graebner，1964：731）。
[45]同上。
[46]科尔科（Kolko，1988）与沃尔兹（Waltz，1979）。
[47]当然，这一总结并不能公允地评价苏联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冗长复杂的转变和转向。有关更彻底、更深度的评论，参见科本斯基与福山（Korbonski and Fukuyama，1987），尤其是前面的三篇短文精彩地分析了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
[48]早在1992年就已经有300种著作与论文来解释这些事件。此后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来解释被大多数观察者预见的所谓结果。参见埃德希特夫妇（Edelheit and Edelheit，1992）列出的清单。相关的参考文献还包括大量引用的资料，主要有：卡雷尔·德昂科斯（Carrère d'Encausse，1993）、达尔林（Dallin，1992）、加迪斯（Gaddis，1992—1993）、凯撒（Kaiser，1994）、梅森（Mason，1992）、米勒（Miller，1993）、雷姆尼克（Remnick，1993）与瓦尔克尼尔（Valkenier，1983）。
[49]援引自勒博（Lebow，1995：1）。
[50]直到最近，迫使内部改革的国内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析者所低估了。同样，这些因素对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与安全政策的影响需要重新评估。首先可参见摩根（Morgan，2000）。
[51]哈耶克（Hayek，1944，1988）。
[52]列宁（Lenin，1977）批判了多年前盛行的观点，参见熊彼特（Schumpeter，1955）。
[53]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伊特（Hewett，1988）、科尔奈（Kornai，1992）与洛克伍德（Lockwood，2000）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54]凯南（Kennan，1961，1984b）。
[55]休伊特（Hewett，1988：37—93）。
[56]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包括台湾、新加坡、韩国与马来西亚。
[57]埃里克森（Ericson，1987）与洛克伍德（Lockwood，2000）为这些衰落提供了相关数据。评估苏联经济数据的复杂性，参见休伊特（Hewett，1988）与科尔奈（Kornai，1992）。与国防开支相关的特定问题，参见弗思与诺琳（Firth and Noreen，1998）。西方的资料大致估计了这些指数。虽然考虑到用于衡量而可获得的数据并不可靠，它们可能被高估，但是这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58]还可参见奥斯伦德（Aslund，1991，1995）、柏利纳（Berliner，1988）与戈德曼（Goldman，1983，1991）。
[59]柏利纳（Berliner，1988：212—213）。
[60]斯密（Smith，1937）。
[61]有关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一进程的综述，参见查菲茨（Chafetz，1993）。
[62]库兰（Kuran，1991）。
[63]凯撒（Kaiser，1994）有力地解释了苏联内部认同政治的分裂力量。其他的研究重点关注苏联早期处理民族问题的手法，但是这些研究并没能预见苏联解体成为多个民族共和国，参见康奎斯特（Conquest，1986）。
[64]波普尔（Popper，1963）。
[65]正如第一章所述，这些问题复述了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70）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理论验证相关。
[66]鲍德温（Baldwin，1995）与库罗德兹（Kolodziej，2000b）。
[67]摩根索（Morgenthau，1985）。
[68]非常有意思的是，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从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视角解释了国家间关系，其题目却是《国家间政治》。这也指出这一敏感性，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推动国家行为并塑造其价值体系与利益的力量。而许多理论者都忽略了这一点，例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79）。他含蓄地把摩根索前理性、前民族性与情感驱动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习惯于民众的冲动或强制的冷血、理性的实体。
[69]卢梭（Rousseau，1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