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起沟通的桥梁：温特的世界
我们现在开始更加深入地检验一个论证严密且详尽的建构主义理论，也就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温特的建构主义对三个挑战作出了回应。第一个就是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这也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试金石。第二个就是温特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他尝试把这一学术研究议程纳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建构主义研究议程范畴。最后一个挑战是来自建构主义诸多的追随者。正如上文所述，他们认为温特对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温特对这三大批评作出了回应，并抵挡住他们的攻击。在追踪这一理论发展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争论的激烈程度以及温特同反对者、反对者内部尖锐的分歧。我们也对温特及其努力致以敬意。温特博览群书，不遗余力地在这些狂暴的水域前行，并在他们中间开辟了一条他所说的“中间道路”（via media），即便许多建构主义的质疑者仍对此感到失望。
温特赞同沃尔兹的国家行为结构理论，因为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他认可结构研究方法的解释力，但是摒弃了沃尔兹为结构向施动者（国家）行为施加因果影响而设定的物质条件的观点。尤其是，他拒绝接受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因果性力量与条件这一观点；他还拒绝接受无政府状态先于国家之间共同认可的（且不断变化的）身份与利益的建构过程。温特视无政府状态为一个空容器，如果没有人赋予的意义和实践来界定这一环境，将丧失任何意义。同许多建构主义追随者对国家的偏好一样，温特集中关注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温特对国家的描述方式是：以国家是什么以及国家的利益是什么等共有观念的方式来“建构”国家间关系。温特批评道，沃尔兹的权力结构——国家间使用暴力能力的分散分布——以及国家永无休止且毫不松懈地关注生存与安全的属性是“不确定的”[41]。温特抨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站在沃尔兹的主阵地，而不是从一个不属于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研究框架范畴发起进攻的。国家并非被困在一个沃尔兹式模具之中。它们能够打破无政府状态，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造就无政府状态。[42]可以想象，在温特世界中的国家甚至能够克服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43]
温特认为，国家拥有一系列宽泛的选择，这先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沃尔兹所描述的分散性国家体系无法区分或者提供任何的选择指导，而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关系设定了国家的追求目标。例如，国家可能认为它的生存需要保持一种维持现状的姿态。在此，威慑与和解是恰当的理性战略与实践。或者说，国家担心敌人太过于强大，而表现出一种修正主义的姿态，扩张它们的权力、消灭其敌人并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永久性地消除威胁。这些都可能是一种偏好的——且被认为理性的——战略。沃尔兹严谨地区分了结构与国家，并把它们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这些物质暴力结构不断发展的构成中，他含蓄地否认了作为结构的能力分布与源于固有国家内部不断变化的物质能力之间存在任何因果性联系。
温特认为，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沃尔兹偷偷地把他定义的权力结构塞入国家属性之中，例如国家不断变换的身份与利益，而国家属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被归因于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沃尔兹假定，自助角色、在对待其他国家时表现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利己主义以及对安全的追求都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无政府状态概念。沃尔兹式无政府状态的属性驱动了体系与国家行为。然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有关国家的属性或者观念定义了国家在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时彼此的身份，它们创建了一个非物质观念结构，而这些非物质观念结构共同建构了国家的属性和观念。这一结构恰恰是内嵌在国家身份之中，并使国家变得真实，进而比沃尔兹的物质限制更强大、更有说服力。沃尔兹的物质限制似乎无法进行操纵或者变革。施动者和观念结构赋予了行为体生命并且创建了行为体，施动者和观念结构之间并非相互分离或泾渭分明；就好像说结构是“原因”，而国家行为必须对生存这一永久性利益作出回应。在温特的世界来看，沃尔兹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仅仅只是三种可能的文化形式或者观念结构之一，也是潜在可供国家选择的一种知识。温特把国家描述为拥有完全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建任何形式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形式表现为从永无休止的冲突到永久性和平，从霍布斯到洛克到康德。
通过共同认知或者国家彼此视对方为敌人（类似沃尔兹式定义）、对手或者朋友的认知，每个国家能够把自己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国家作为敌人、对手或者朋友的身份认知并不是由一个千篇一律构成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特定的无政府结构是国家互动共同建构的产物。这些建构的结晶就是观念结构；与此同时，在这一持久且可复制的交往过程的循环反复中，观念结构扮演了一个因果性角色。在理想模型中，每一种文化建构的无政府状态形式都有一个独特的逻辑，涉及国家身份、利益、角色以及恰当使用硬实力与软实力。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式文化与霍布斯式模型类似，本书已经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温特认为，国家体系可能已经很好地走出了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目前国家体系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洛克式无政府状态。在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中，国家把彼此更多地视为对手而非敌人。
霍布斯式体系和洛克式体系的逻辑和行为后果在某一时期可能会重叠，因为国家可能从武装敌对和战争进入和平与合作，然后又倒退至武装敌对和战争。国家身份、利益、实践的变化过程以及恰当性规则、规范与制度的变化过程明显比沃尔兹式分析结论更加具有活力，变动性也更大。这一潜在且不断变化的观念体系既可以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又可以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解释；在观念体系中，创建了观念体系的国家以及极度敏感的外部观察者（温特及其建构主义追随者）能够一眼识别出国家行为。
在温特看来，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接受现状，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洛克式无政府状态排除了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与实践的修正主义。在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去应对或者克服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或者影响，并且很少担心它们的主权可能被侵犯。因此，国家能够冒更大的风险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重视与其他国家的未来互动（阿克塞尔罗德的预测），[44]并选择优先考虑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基欧汉的观点）。[45]在洛克式相互依赖日益增加的体系中，军事力量逐渐让位于非军事力量，而约瑟夫·奈把非军事力量称为“软实力”。[46]如果战争爆发，国家能够预期共同的约束条件对使用暴力的限制，并通过道义谴责来引导暴力的使用，例如正义战争理论。[47]这二者都是为了限制武力的使用，尤其是针对平民使用武力，并反对彻底打败敌人甚至导致敌国的崩溃。[48]
由于我们毕竟只是在描述这一潜在的、不断的变化、突变与演变的过程，而不是面临一场终极博弈，这些倾向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与霍布斯式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文化，这种无政府状态文化拥有自己独特的观念分配以及相应大量的知识来指导国家之间的互动；而国家之间共同建构的身份、利益与权力安全则定义了这种洛克式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转变成为一种洛克式无政府状态或者康德式无政府状态，这一转变并非由新行为方式的功效来推动或者决定，而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所驱动。这些观念包括：依据国家共享的规范及其限制对国家行为的意义来界定国家是什么，国家应该做什么，国家对其他国家持何种期望。在温特的世界中，战争与安全事务并不必然就是紧迫的或者高于一切的事务。(https://www.daowen.com)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假定（他承认这一假定缺乏确凿的证据），国家体系终将走向康德文化。[49]在康德体系中，国家将视彼此为朋友，并生成新的利益。有关国家行为的算计也将彻底地改变。随后，国家愿意承担其他国家可能会背叛和伤害它们这一更大的风险。在洛克体系中，国家视对方为对手，它们永远不会担心自己被其他国家当作一个“傻瓜”。合作，而不是冲突与背叛，成为更加重要的期望。正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第一个提出了正在兴起的欧洲联盟：在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中，国家将认为它们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当冲突爆发时，所有国家仍然能够预期分歧终将得以和平解决。至少在一种康德式秩序中，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所特有的安全困境以及仍潜伏在洛克体系逻辑表面下的安全困境将被克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边缘性问题。[50]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可能不认可温特关于国家安全行为的解释，但是他们的确肯定了温特的乐观主义，并且认可“我们感”（We feeling）以及国家间共同体在其他地区的兴起。[51]
然而，在这一点上，温特与许多建构主义者分道扬镳。温特虽然同“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共鸣，他们也共同对国家真实或者潜在的恶以及需要克服这些恶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但是温特首要的目的是解释社会现实是社会知识的主要目标，而不是解决这一令人生畏的难题。迄今，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确定方案，解释这一知识是如何被建构、被获取。大家对认识论以及激进建构主义者的核心关注提出了质疑，而不是质疑本体论或者什么是真实的。温特接受了国家是既定的这一假定，因此，在激进建构主义者看来，在具体化国家时，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正如温特的批评者所言，与其说温特质疑国家，不如说他质疑沃尔兹的无政府状态概念，并提出了一个国家身份转变的形态论；温特的国家身份转变是使截然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适当的转变，而不是像沃尔兹那样把永恒且不变的国家属性描述为国家身份。
通过假定国家是真实的，温特寻求使建构主义立足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宽泛范畴之中。他排除了（或者说不予考虑）国家无条件宣称以某种单一的方式来得以生存和复制这一问题。他坚称，观察者和理论者虽然是他正在建构的社会理论的一名参与者，但是其社会理论经过修改后，仍然能够生成符合自然科学检验的知识。另一方面，激进建构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创建社会知识，从而把人类从“压迫性结构”中解放出来。[52]因此，如何建构社会关系的知识不仅成为温特建构主义研究议题的一个核心关注与挑战，而且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也成为当前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观点的一个核心关注与挑战。“激进”建构主义者赋予了认识论以优先权，这使得他们同温特存在分歧，并且同大多数经验主义、理性导向的社会科学家处于根本对立的两极。
温特有关国家作为一个自我组织的单元，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假定，同“激进”建构主义者的假定格格不入。对他们来说，温特界定的建构主义议程对国家权力让步太多。他的妥协阻碍了对另一种规则与社会秩序机制的探索。“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如果国家只是一种观念，那么它能够通过自愿的、深思熟虑的变革来改变。温特从原则上对“激进”建构主义者的预期进行了肯定，但是对它可能很快就能实现持怀疑的态度。正如温特的批评者所指控的那样，这一宽容的国家观有效地割裂了作为施动者的国家同假定建构了国家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举动很可能对其他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者，尤其是对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制度主义者的概念阵地让步太多。通过贴上这一标签，批判者指责温特赋予权威性知识比其他思想流派拥有更多的特权。这一让步的意义在于，温特所说的国家概念物化不知不觉地验证了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主张，而激进建构主义者则对这一国家属性提出了质疑。
为了努力搭起行为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社会科学同建构主义之间对话的桥梁，温特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承认国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温特认为，当前并不存在这一政治组织单元的替代者，也不存在某种世界秩序。温特认为，国家的物质能力及其所掌控的忠诚，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非常轻易地消失，即便这事真会发生。事实上，温特认为国家扮演的安全角色本质上是永恒的。在人类社会的演变中，这些角色能够同任何特定的社会单元区别开来。核心问题是社会单元的创建，比如国家，它能够使用压倒性与合法性暴力去裁定人类特定时代或时期的社会冲突。但是，“国家”这一词汇不如它所支配的能力重要；也就是说，人类完全能够自由地投资其他社会性创建的单元，并假定这些单元拥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多种形式和形态。
温特提出的这一防御性观点将很难动摇“激进”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一名建构主义者抱怨道：“温特为什么会满足于如此一种有限的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名建构主义者，温特应该曾经意识到建构主义理论有义务为新的、意想不到的结构可能性留有余地。相反，他只提供了一种理论、一个施动者的图景以及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而锁定在政治之中的国家，并最终放弃把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世界最终的建构者。就此而言，我认为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甚至会令具有创造力的个人感到吃惊。”[53]这一简短的评论并不能最终平息建构主义者内部之间的论战。这一讨论的目的是归纳不同理论流派的核心议题，从而让读者作出一个知情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