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建构主义者与冷战

“苏联新思维”对温和建构主义者而言有一种不同且更为深刻的意义。与其说温和建构主义者，例如克拉托赫维尔及其同事，像温特一样，认为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政权把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一种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形式转变为一种洛克式无政府状态形式，甚至在初期表现出一种康德式无政府状态形式，不如说他们比温特更加深入地探究了苏联的国内政治、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改革者与戈尔巴乔夫的心理思维状态，从而解释体系性变革。[59]

这些温和建构主义者通过苏联与西方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棱镜来分析冷战。他们所建构的观念与身份推动了冲突的发展，并且塑造了大国政治之间遏制与平衡的国家实践。温特认为新思维引发了一场变革，而克拉托赫维尔则回顾了冷战思维的根源，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克拉托赫维尔认为斯大林抛弃了国家间冲突这一传统观点。在克拉托赫维尔看来，斯大林以一种抹掉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区别的国际政治观取而代之。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联盟建立了一个帝国集团。在这一体系内，共产党垄断了对国家权威的控制权。每当地方性共产党的执政受到威胁时，苏联就运用其物质实力，通过一系列干预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的行动，来保持这一体系的完整。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把苏联的干预行动合法化为一种国家实践，这也是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统治下苏联思维的逻辑后果。

那么，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为什么会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呢？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宣告了共产党在东欧国家执政的终结、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德国的重新统一、西方联盟占据支配地位以及两极体系转变成一种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国家体系从一场意识形态斗争转变成为克拉托赫维尔所说的“奥地利化”（Austrianization）。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而“奥地利化”则意味着苏联帝国在东欧国家的统治、冷战期间超级大国间对抗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国际政治斗争的缓和。东欧国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两德的重新统一以及美国好战姿态的软化仅在所有成员国家的共同同意下才能发生。这也意味着从大国间政治平衡向后冷战时期所有国家间交往遵循一致同意的多边主义政治以及和平解决国家冲突的这一决定性转变。在苏联改革者建构的后冷战世界中，克拉托赫维尔把这一世界政治描述为：“事实上，所有行为体都拒绝了体系的生成性逻辑，从而把均势政策作为不断变化的联盟的首要政治格言。相反，国家，无论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都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它们也更倾向于选择以一体化而不是以内部均势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这既包括低级政治领域，也包括至关重要的安全领域。”[60](https://www.daowen.com)

克拉托赫维尔建构了苏联新思维的情境与内容，而这些情境与内容导致的变革完全不同于温特所说的变革。克拉托赫维尔把新思维理解为对共产党在苏联与莫斯科东欧卫星国的合法性危机作出回应。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建这些执政党与国内民众之间支离破碎的关系。在克拉托赫维尔看来，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只是为了寻求重获共产党已丧失的合法性，而不是追求一种洛克式体系。随之而来的是解散这些国家国内共产党的权力、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德国重新加入西方阵营、超级大国对抗的终结以及被抛弃的权力均势与恐怖政策。作为一种政治压力的后果，一种新的国际政治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苏联身份的重新界定中出现了。该政治压力来源于作为领导层最上层的苏联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克拉托赫维尔拒绝了现实主义者的解释，认为它不足以解释（苏联）身份发生的这些根本性转变，因为冷战期间对立阵营双方的军事能力大致均衡。苏联外交与安全实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转向修复共产党执政备受质疑的合法性危机；克拉托赫维尔认为苏联的行为是“激进的”，以此来解释冷战的结束。但是，克拉托赫维尔无法解释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支持这些自我毁灭性的改革，并且这些改革最终导致了他本人的下台、共产党特权地位的丧失以及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