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安全困境与个人
让我们首先从托马斯·霍布斯说起。霍布斯从最宽泛的视角界定了安全问题。他认为，安全作为一个问题根植于人性，源于人类的物质欲望与心理需求所引发的持续性社会问题，如今这一社会问题表现为一种安全困境。无论是否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面临这一困境，人类总是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这开启了暴力与反暴力这一永久性的恶性循环。如果你忽视或不理会这一威胁，那么其他人可能会使用暴力将其偏好强加给你从而使你面临被征服甚至死亡的危险，这样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敌人将达到目的。而如果你也诉诸武力，那么就引起了反暴力循环。从理论上说，无法限制或避免敌人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国家之间的诸多战争只是一种潜在安全困境的历史性事件，在整个人类社会以及不同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全困境却是源于人类作为聪明、有创造力、理性的两足动物，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结果。
霍布斯假定，所有人对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存在偏好与担忧，这是非常合理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偏好，比如追逐权力、财富、享乐、社会地位、名望、社会认可、优势、充满喜悦的审美，或者享乐主义的快乐，或者心灵的安宁与苦行者的孤独。这些都是人们想得到的东西。然而，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些偏好可能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休止的冲突。以社会地位与名望为例，这些价值显然无法在竞争者之间进行互不受损的平等分割，如果每个人都是优胜者，那么就没有人是优胜者。同样，一个追求享乐主义的社会无法同时把苦行者的克己奉为道德行为的典范。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并通过使用暴力和威胁来压制某些欲望或动机，来劝阻其他的实践或者规范。如果两个人之间互怀恐惧，那么两个人都不安全，除非一个人占有上风或者消灭了对手。
无数例子证明，人类社会交往的霍布斯状态永远是“乱七八糟的”，这是莎士比亚的话。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关于生活方式、国家与社会的优先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总而言之，它们是不可调和的。一种能够调和不同的人类偏好与意愿的乌托邦式前景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人性以及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自己创造相互冲突的利益与价值观的能力。
对霍布斯来说，人类的偏好天生就存在分歧，而不是相互融合，在缺乏一个最高权力拥有者带来秩序的情况下，只有强制性地使相互冲突的人类意愿实现和谐共处。换言之，人作为人，我们不能对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抱有什么期望，但随着社会实践、规则与治理原则的发展，和谐一致的人类偏好将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同样，我们也不应期望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并不是说，在一个有着60多亿人口和200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上，每个声称拥有主权与最高权力的国家能够使用暴力来仲裁国内外冲突。与17世纪霍布斯所处的被阶级与宗教所分裂的英格兰相比，期望人类偏好趋同更可能在今天出现。如果这是人类互动交往的实际情势，那么和平与和谐只是暂缓了敌意冲突与战争。因此，霍布斯认为并劝导说：“战争的实质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和平保障的时期中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其他时期则是和平时期。”[8]
霍布斯研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他把人视为观察或者研究的对象。他拒绝接受希腊人把政治秩序视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偏好，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Ethics）中的论述：[9]人类创建最好的社会是政治与道德话语的结果，这主要是由自命不凡的精英来完成，他们声称拥有特定的知识来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霍布斯却写到，人类不断力争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准备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将其利益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们的同类。这一倾向以及人类继续威胁依靠暴力达到目的的行为自有其逻辑。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平息或减少了关于哪种秩序可能最有效地服务社会或国家的争论。像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秘密分享者”（Secret Sharer）一样，[10]霍布斯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交易与交往中都存在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真实的。17世纪的英格兰各政治派别为了争夺王权以及宗教自由和财产权，长期陷入内战之中。霍布斯从自己对古代战争的认识及其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宗教战争的直接经历中得出结论：人类准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时刻准备使用武力，去实现他们的愿望。这既不是一个可悲的意向，也不是一个值得赞誉的意向。事实一直如此。
对霍布斯而言，人所处的环境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全状态，尽管表象上以及个人心理上的稳定和安全认知可能都与这一断言背道而驰。由于不断的偏好冲突以及资源匮乏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实现偏好的方式和手段（请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高级职务、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势），因此冲突内嵌在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交往互动中，内嵌在他们冷酷无情、懊悔万分且神通广大的竞相追逐和争夺偏好之中。个人与群体的偏好可能只能通过解决安全困境来实现，虽然绝非最终解决，但权力能确保有利结果的出现。一旦所有两相情愿的合作动机被耗尽，伴随着危险与风险的强制性合作就成了仅有的选择。
霍布斯还断言，所有人在使用这两种手段力图战胜他人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平等的。人作为有着共同生理和心理构成的同一物种成员，普遍倾向于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在交往中，他们平等地拥有与生俱来的、战胜他人的能力。蛮力虽然有用，但通常而言，智慧与诡计或者明智地使用战略去欺骗、化解和利用敌人更有用。在霍布斯看来，这一平等条件使得安全困境比先前思想家所想的更加普遍、更加棘手。个人的利己主义受到了自我利益的驱动，并推动每个人极力使用自身的资源达到自助。这一潜在的无政府状态使得每个人永远深陷在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中。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孤独、贫穷、险恶、残忍、短暂的”。[11]社会交往中的正义与平等或者法治成了一种乌托邦，因为缺乏充足的强制性武力来确保和维系。
这一久而久之形成的安全困境及其无休止的螺旋式下跌，最终导致对抗性力量代替了所有真实的偏好，包括政治性和道德性的偏好。[12]为逃离上述困境，霍布斯设想了一副自然状态的图景。在自然状态下，孤立且脆弱的个人进入社会，建立一种对所有人都平等的、强制行驶权力的政治和道德秩序。一旦这一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让渡其使用武力的个人权力和权利，并建立一个令人敬畏的权威，而所有人都服从于这一权威，那么，人类社会以及正义、平等、法治概念是可能的。这一利维坦将拥有物质资源与意志，去仲裁个人及其群体间不可避免的偏好冲突。它还能够保卫社会，抗击侵略者。
马克斯·韦伯也承认，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现代国家的隐喻象征：一个人为构想的社会单元，在界定的领土范围内合法垄断暴力使用，能够把秩序强加于那些居住在这一空间且心怀不满的人。韦伯对现代国家特征的概括迄今仍是中肯的，即便现代国家宣称拥有行使其物质性权力的主权，甚至以牺牲公民的权利为代价——也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攻击。韦伯把国家描述为“一个强制机构，并拥有一块领土。此外……当且仅当使用武力获得了国家的允许或指示，使用武力才被视为是合法的”[13]。韦伯的这一观点虽然在今天面临诸多问题，[14]但它仍然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开或隐晦的认同。即便那些反对国家及其垄断权的人，在抵制国家权力时，也是认同国家的强制性权力的。
霍布斯的国家理性不应被解读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从国家的起源到如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看，国家是一种规范性道德建构，是政治秩序的前提条件。历史与当代经验衍生的一副国家图景同霍布斯式“纯粹”模型不一致。国家总是在它们所能支配的物质性权力方面不平等。主权平等概念并不等同于拥有不同权力的国家按照自身偏好去塑造环境。霍布斯或者韦伯的国家概念也无法映射某些国家遭受的不同程度的失败。有的无法履行它的安全职能，如黎巴嫩；有的存在掠夺性历史记录，如卢旺达、苏丹、哥伦比亚；有的违反民事行为规范、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如阿富汗被推翻的塔利班政权。
霍布斯的目的不是进行历史性描述，也不是追踪国家兴盛并在当代占据支配地位的复杂且具有争议的历史，无论这段历史可能对国家理论及其解决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15]霍布斯关注的是描述、解释和理解安全在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即便是临时性地解决安全困境，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是正常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一种想象的社会契约，创建一个利维坦，或者建立一种令人敬畏的权力并赋予其合法性。这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很简单，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在这一点上，他的批评者也认同。
虽然对霍布斯的批评很尖锐，但普遍持续的安全问题至今仍然存在。[16]如果安全对17世纪生活在一个岛上的几百万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今天60多亿人口和200多个民族国家来说它更是一种永恒的关切。在跨国界冲突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相互依存。霍布斯的根本假定是，在缺乏手段来满足人类偏好的固有条件下，人类偏好不能得以满足；霍布斯还具有先见地假定了人类创造新的分歧的能力。因此，诉诸武力的诱惑始终在人类的思维、决定与行动中存在。除非使用暴力的动机得到制止，否则它始终蛰伏在人类交往之中。在人类所有交往中，行为体寻求在交易中确保一种有利的结果，这也是所有利益攸关者的核心追求：爱、控制、财富、特权以及名望。武力和强制对国家来说也并非缺乏吸引力，因为追求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塑造和打压对方，是它们之间相互竞争的欲望和需求。
霍布斯无法预见的是，国家将最终成为世界各民族政治组织的基本单元。当今世界所得到的秩序或者安全取决于一个分散的民族国家体系。成员国凭借或大或小的手段维持的秩序正是这个世界为60亿居民所提供的秩序。[17]霍布斯还会很诧异地看到，国际或者国内安全困境的主要解决方案不是国王或者王子，而是民主统治。今天的政权，无论是专制政权还是独裁政权，都不会宣称它仅仅代表了自身或特殊群体的利益。这适用于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无论以国家权威与合法性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存在多少缺陷，主权国家是全球安全困境的临时性解决方案。如何弥补人民主权原则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指它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倾向，这仍是21世纪一个重大且仍未解决的问题。[18]